第三,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以后,邓小平又多次提出这个思想:“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但是,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认为政策要变,改革开放要“收”,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改革开放。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同上书,第211页。“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同上书,第217页。
第四,对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要坚决处理。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指出:“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风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同上书,第196页。他还指出,“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同上书,第195页。
3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邓小平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这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对于这个论断,也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辩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首先,邓小平认为“左”、右都是客观存在,并始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和事实。1981年,他在指出重点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时候,又指出“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页。;1983年,他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1985年,他指出:“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同上书,第137页。;1987年,他在强调我们主要是反“左”的时候又指出,“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同上书,第229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主要是防“左”的时候,仍然要求我们警惕右,记取两任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的教训,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同上书,第375~380页。可以说,在提反“左”防“左”的同时不忘记提反右防右,这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一贯特点。
其次,邓小平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1979年3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刚刚结束,邓小平就代表中央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报告,其着重点就是“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1981年3月,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上书,第379页。。1983年9月他指出:“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页。1983年10月,他指出,“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1987年1月,他提出:“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同上书,第199页。1989年,他坚决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八九政治风波性质的定性,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些事件都表明,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
邓小平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科学论断的,是对这个科学论断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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