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正确说明了党的最高理想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关系，把先进性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等等。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该《决议》也因此成为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这一方面的社会实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命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页。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总纲下，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新人塑造”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系统工程。其中，思想建设强调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道德建设突出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和集体主义原则，培养以“五爱”为内涵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文化建设旨在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综合素质；而“新人塑造”则是培养“四有”新人，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或者说用精神文明建设总揽文化建设，也为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识上，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宣教功能的发挥，以适应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需要；而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仍以发展传统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为主。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加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和经营模式传入中国，文化产业——这种新型的文化建设形态在一些地方开始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被引入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领域，文化游离于社会经济的封闭格局开始被打破。
（二）文化发展战略注重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时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间党的纲领性文件对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理论概括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这是第一次将文化与综合国力相联系。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沿袭了十五大的基本判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但是，与十五大报告不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体制带来巨大冲击，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双重性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那么，作为商品生产，文化产品应当遵循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一般规律。因此，十六大第一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同上书，第40页。。从此，在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表述中就有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
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固有的文化体制的束缚，它的发展既要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文化建设上的新问题、新矛盾开始凸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使文化生产被正式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这就使得文化不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作为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在总结十五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从四个方面对文化发展战略作了更加全面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这将是当前和未来相当时间内我国文化建设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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