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市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仍然未开展起来。在三中全会已经高度肯定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后，北京市依然不够积极。这确实令人疑惑。刘导生后来回忆时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或许能部分帮助我们释惑。他说：1979年3月，为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刘导生）请他（林乎加）批准。他答复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不得不让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刘导生：《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不过，这次座谈会还是在3月5日至9日召开了。

　　怕“乱”，恐怕是个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致乱之源”的争论一开始就有。不管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这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大问题。来京上访的人急剧增多，全国各地的矛盾迅速向北京集中。自1978年10月贵阳4名工人来京贴出“启蒙”大字报，成立“启蒙社”之后，北京陆续出现了“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等自发组织和刊物。《当代中国的北京》编辑部：《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一些人在西单、天安门广场等地公开演讲，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北京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和“民主”的旗号，游行示威，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召开（第二阶段）的原因。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中一些素材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而对外，还有对越自卫还击战。1979年2月17日，边防部队奉命在桂、滇对越自卫还击。3月16日，战斗结束。这时，首都的稳定就成为领导人更为关注的问题。

　　1979年3月29日，市革委会通过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要求广大市民和来京人员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扬民主，加强法制》，1979年3月31日《北京日报》，第1版。此后两个半月，《北京日报》关于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加强法制工作的报道多了。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极少。

　　除了“稳定”的考量外，“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依然是阻碍普遍地开展讨论的巨大阻力。1979年5月到1982年7月开办了37期县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期间，“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是不小。刘导生说：很多干部“认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对的。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我们的观点，个人迷信的现象仍然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他也不会表态，因为他怕孤立，在这个转弯过程中，没有看清楚，他不敢轻易表态。这是正常现象。”刘导生：《我对北京市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一些回忆》，《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因而，尽管市委宣传部积极推动，还是有一部分单位没有组织讨论。不少干部和群众还有不少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比如，有的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坚持按劳分配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利用外国资金是“洋奴哲学”等等。这使得很多单位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得力，有个别的人甚至公开反对，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

　　三

　　1979年夏，形势又有很大变化。5月21日，《解放军报》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要进行补课。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召开理论座谈会，批判了真理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的观点，认为应继续开展特别是在基层单位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对于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6月17日《北京日报》，第2版。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使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此前后，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讲话，指出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至关重要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等。

　　市委宣传部迅速行动起来。首先，市委党校举办了有全市区县局级以上负责干部近900人参加的培训班（第一期）。刘导生作开班动员讲话，指出：北京市在真理标准讨论上缺了一课，这是当前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6月22日《北京日报》，第2版。培训班引导学员各抒己见，澄清了许多模糊、错误的认识，对于全市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开了很好的局。接着，市委宣传部于6月26日召开了全市宣传干部会议，对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部署，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1979年6月29日《北京日报》，第4版。

　　之后，多数单位的“补课”都很快开展起来，昌平县、首钢、崇文区走在全市前列，学习后很多人看问题都能突破老框框，群众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促进了企业生产、城市知青就业、农村包产到组等工作。但也有些单位的领导不大重视，认为任务很多，提出补课是“多此一举”，会影响实际工作。1979年7月15日、28日《北京日报》，第1版。

　　于是，市委宣传部又以市哲学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负责人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发言。会议认为：决不能把真理标准讨论看成是与当前工作无关的事情，希望理论工作者多到实际中调查研究“四化”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再次强调了把讨论推广到基层的重要性。1978年7月28日《北京日报》，第1版。

　　接着，顺义、大兴、平谷、密云、朝阳等郊区县迎头赶上。从郊区农村的讨论来看，联产计酬等政策遇到不少阻力，作为试点的丰台黄土岗公社不少人依然“心有余悸”，怕滑到当年毛主席所狠批的“单干风”上去，担心搞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为此，8月，市委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农口经验交流会，认为：“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大家越讨论越有味道，越讨论思想越解放，越讨论干四化的劲头越足”。1979年8月29日《北京日报》，第1版。

　　同时，市经委系统不甘落后，他们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解放思想，团结一致搞四化。会上，来自京棉三厂的高士芹现身说法，反响很大。这位老工人以前听到别人说毛主席的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后心里很压抑，担心有人“砍旗”；参加厂里的真理标准讨论学习班后，认识到“实践论”本身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干革命搞生产不能靠“本本”。于是，思想开了窍，干劲也更足了。1979年9月5日《北京日报》，第1版。此外，教育、文艺、卫生等战线的“补课”也纷纷开展起来。如教育部门，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等课程进行了改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改进了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帮助等。

　　9月12日至20日，市委召开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的会议，强调这次“补课”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真高举和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坚决防止走过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受邀到会作报告，严肃批评了阻碍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错误倾向。林乎加作会议总结，他说前一段市委对真理标准学习讨论抓得不紧、不好，只抓具体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没有很好地从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抓；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一、二把手，要提高到端正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的高度，带头抓紧抓好。1979年9月27日《北京日报》，第1版。这次会议对全市形成“补课”的热潮起了决定作用。

　　9月29日，叶剑英在30周年国庆大会上对党在建国后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尤其是对“文革”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结合这一讲话，北京市进一步加深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全国而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心理基础。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完成。198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最后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报道。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事》，载张树军等主编：《红色档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3页。北京市还稍晚一些，到1982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进行“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