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广大史学工作者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解放出来，对历史与历史学的本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了更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认识、研究和探讨，而不能随意改变。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研究历史科学，就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严格忠于史实，具体分析，提出科学的结论。只有用这种科学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指导现实。

　　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广大历史工作者打破了思想禁区，对史学理论一直属于“禁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三中全会以前，历史学教条主义最严重的表现，是强调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并不科学。因为它片面地强调了科学为政治服务，却完全忽视了政治为科学服务。历史证明，政治如果不为科学提供必要的，如“双百方针”这样的基本条件，科学就无法生存。所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的本身，就规定了历史学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工具。实践同样证明，简单、片面地的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其结果往往会削弱甚至取消历史学的科学性。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歪曲历史，使历史学变成服从于某种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文革”后期曾上演的“评法批儒”、“批宋江”等闹剧，居然炮制出什么“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宋江架空晁盖，搞投降主义路线”之类，信口开河、胡谄乱扯，把历史学弄得声名狼藉，至今想起仍令人汗颜。这个沉痛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教条主义长期以来在历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和暴力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一向作为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无疑必须坚持。但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使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越来越简单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说过，迄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人类社会存在过和发生过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范围，教条地用阶级斗争解释。更不能简单地形成一种刻板的公式，认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无非就是阶级斗争史；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无非就是好人与坏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各种历史上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无非就是给予肯定与否定；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一切都应歌颂，剥削阶级的一切都应批判；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等等。这种简单化的划分，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过去，一直对古代农民反抗思想和自发斗争存在估计过高的偏向。中国史籍中关于土匪盗贼造反的记载，不绝于书，但并不一定都是农民起义，这本来是常识。但以往一见古书中有关“盗”、“贼”、“寇”的记载，便一律加以全面肯定和歌颂。其实即使对历史上真正的农民起义也应作唯物主义分析。在封建社会，农民由于自身的悲惨处境，具有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强烈要求和愿望，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沉重打击了当时腐朽的封建统治。但是农民又由于所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皇权主义和自私、狭隘、迷信等落后性，使历次农民战争总是或者被镇压，或者被招抚，或者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完成彻底改造封建社会的任务。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都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这是古代农民战争的局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旧式农民战争只能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以往在过高估计农民战争的同时，还全盘否定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政治改良，这同样是简单化的表现。以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为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企图依靠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康、梁等人提出的这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寻求的救国道路，无论多么不彻底甚至幼稚可笑，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起义包括当时的义和团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

　　史学界思想解放促进了历史学的繁荣。但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史学理论领域中也冒出一些奇谈怪论。随着中外的史学交流，西方的一些史学流派、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纷纷流入中国。这对国内史学界打破长期的自我封闭，开阔视野和思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西方思想和观点也在一些人，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学者中引起思想混乱。其根本问题是坚持还是否定或取消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建国后的十七年，历史学虽受到了“左”的严重干扰，但成绩仍是主要的。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堪称为通史中的典范。此外还整理出版了多部大型资料书如《永乐大典》、《通鉴》，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这些成绩，都是在“双百方针”和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但一些人却将十七年的历史学统称为“传统史学”，认为从理论到方法都陷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出现“史学危机”，主张摒弃唯物史观，建设史学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新史学”。“史学危机”的论调曾宣嚣一时。“全盘西化”这个早已被历史所抛弃的资产阶级口号，也被一些人在新形势下重新拾起，并“欲说还羞”地变换说法提出“西体中用”，实际上认为应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整个上层建筑，乃至从文化到生活方式统统搬到中国。更有甚者，故作玄虚，杜撰术语，将自然科学的“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杜撰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超稳定系统的怪异结论。这个谬论一提出，必然地遭到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坚决反对。历史也很快证明了那些邪说鼓吹者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