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他也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毛泽东历史认识的基本观念

　　毛泽东的历史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成为其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历史观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他对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坚定信念。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坚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共产主义，体现了他的明确的历史观念。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这被视为毛泽东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1949年9月，毛泽东为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历史观，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③]。同年11月， 毛泽东阅读了吴晗撰写的《朱元璋传》后，写信给吴晗：“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④]。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⑤]。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并号召人们将其用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之中的。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阶级斗争史观

　　毛泽东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⑥]从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看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一系列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现象，由此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和方略。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史观分析问题最精彩之笔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了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经历了3000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手工业，一方面又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使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⑦]正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出上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历史和现状，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

　　毛泽东强调在研究历史时，必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主要武器，通过对人们经济地位的考察来区分社会阶级的分野并认识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出发，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特点对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将封建时代的人们划分为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这就十分有利于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是读不到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最为明显的体现。而且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在中国史学界也确立了这一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