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多变的一年，有些社队开春是小段包工，中途变为联产到组，最后又变为联产到劳、到户或大包干。这说明群众经过观察、比较和实践一段后，积极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的责任制形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包干到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1983年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再次指出：联产承包制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这两个文件有力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1982年6月，以双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在生产队总数中占到了937%，1983年这一比例升至994%，至此形成维持至今的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李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与此同时，家庭承包经营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早在1979年8月，四川省广汉县就开始进行人民公社改革试点。他们按照党、政、企分工的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取消生产队，改设行政村。刘文耀：《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撤社建乡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接着，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体制模式。1983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提出政社分设的要求。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政社分开的改革，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见《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67~868页。其后1984年中央1号文件重申：农村经济组织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模式。农民可以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和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同地区性合作组织是平等互利或协调指导关系，不再是行政隶属或逐级过渡的关系。根据两个1号文件的精神，全国各省、区、市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经过两年的改革实践，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基层组织政社分开的有91171个，已建立乡（镇）政府91171个，村民委员会946439个，保留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28218个。政社尚未分开的人民公社还剩下249个，保持生产大队为组织的有7064个，保持生产队建制的有128万个。《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1985年改制任务基本完成，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在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从1985年起，中央政府在农村政策上再次做出重大调整：（1）完全放弃了除粮、棉之外所有农产品的计划控制，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2）减低对粮食生产的计划控制程度，政府计划收购的粮食降至约占全部商品粮的一半左右；（3）县级以下政府逐步放弃了对种植面积计划的直接干预，由农户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作物的面积，自主选择种植有市场销路的作物。这些政策调整意味着继生产者取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迈入了新的阶段，率先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三、对“第一个飞跃”的反思

　　在追述了我国农业改革实现的“第一个飞跃”的背景和历程后，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一）农业改革初期试行的多种责任制形式中，为什么最终是包干到户占了上风？包干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何区别？

　　前文已经指出，包干到户说到底是农民的选择。在初期试行的多种责任制形式中，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几种形式是逐步递进的序列：包工到组较之过去的“干活一窝蜂”“劳动大呼隆”自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会有出工不出力、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倾向；包产到组使作业组的劳动与劳动的最终结果联系在一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劳动的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也尽在其中，但形式繁琐，且交产记工由队分配的做法仍然带有“大锅饭”的性质；包产到户与包产到组只是一步之隔，将包产单位由作业组变为农户，使社员拥有了相当的生产自主权，但其弊端与包产到组相同；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要更彻底一些，它是按社员与生产队签订的合同规定，完成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上交集体的积累、各种提留及折旧金，其余都由社员个人支配，而不再按工分分配，这样就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彻底分离，责、权、利在经营者那里紧密结合在一起，农民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且其方式简便易行，更受农民欢迎。总之，在多种多样的责任制中，包干到户交易成本最低，生产者的积极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