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开始，杭州市下城区积极探索现代和谐社区发展新模式。下城区社区形成了党委核心力、政府推动力、社会参与力、市场运作力、社区自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三评互动制度。具体指的是：居民评社区、社区评部门、部门评社区，将群众评选、社区评议、政府评估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以群众公认和满意度为核心社区考评机制的评价机制。现代和谐社区突出参与的重要性，依靠社区居民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共建共享，推进了社区的民主管理。

　　4工资集体协商、工会维权：拓展企业民主管理，探索工会维权模式的实践

　　2003年6月，温岭市新河镇政府从各类企业中选派的13名职工代表与20多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工资协商。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之后，这一做法在温岭的其他行业得到推广。

　　据统计，从2003年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来到2004年，新河羊毛衫行业工人因工资问题上访有11次，共120人；2004~2005年，这一数据降低到3次，共11人；2005年到2006年只有1次3人；2007年无工人上访记录。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评价称，温岭的工资协商机制，着眼于重构和谐健康的劳动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08年3月，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00年10月，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2005年1月更名为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经过几年的实践，该协会成功摸索出一套运作机制，具体做法为：与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建立跨地区的工会联合维权工作站；与媒体合作；聘请义乌市各级领导担任顾问。这些社会化服务的手段强化和延伸了工会维权职能，降低了职工维权的成本，并且大大化解了劳资矛盾。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对这一做法做出重要批示。2008年，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5民间商会、农村合作协会：推进社会组织新型合作化的实践

　　温州商会是中国最具民间特质和发展最好的现代商会之一陈剩勇、汪锦军、马斌：《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近些年，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州商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商会领导人；依靠会员企业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作为商会运作的资金来源；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有学者表示，温州民间商会的大量涌现并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成为不同于国家力量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力量，对社会的运作甚至是政府的决策和目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工商领域内社会自主治理格局的形成。陈剩勇、汪锦军、马斌：《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2006年3月，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瑞安农协的会训是“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三位一体系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乃至整个农村金融、流通和技术推广体系结为一体。条块交融系指专业性合作与社区性合作相互交融。在此基础上，服务三农，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合作协会成立以来，积极发挥联合联动、联保联贷、联购联销的作用，为解决农业生产、资金支撑、市场对接等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评价，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形成的统一而又多元、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农村合作体系，掀起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为全国改革积累了经验。陈林：《瑞安农协：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温州模式”》，人民网http://ncpeoplecomcn/GB/61159/4829838html。

　　以上创新之举，尽管带有鲜明的浙江印记，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做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