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是指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观点、看法和主张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国家利益实践的总称。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中外现实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条件，也离不开毛泽东本人主动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思想丰富营养的主观条件。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十分丰富，将其分为国家安全利益观、政治利益观、经济利益观和文化利益观等，既符合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国家利益的内容分类惯例，又比较能够反映出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与国家利益实践的主客观实际。由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笔者已在《论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毛泽东与建国初期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影响因素探析》等论文中进行过论述。在这里，就自己在学习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过程中以及在学习一些学者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相关分析中的所思和所想，谈一点自己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评价问题中的想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不妥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30多年前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毛泽东的时代也被宣告结束。从此，历史的车轮已将中国人民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里，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不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也明显地今非昔比了。这是否就意味着毛泽东曾经具有过的国家利益观以及由此指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非也。因为今天既是昨天的继续，也会成为明天的过去，只要忘记了昨天的历史就会意味着背叛今天的未来。因此，在我们谋求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认真做好从毛泽东当年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经验教训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要以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与精神，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抱以“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1]371地科学总结之、真正汲取之，我们就既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继续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避害趋利，又能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问题上多留给后代子孙可供总结的经验，而少留给后代子孙不断汲取的教训。惟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具有实现的希望和可能。

一、研究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要以不能假设为基本思维依据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谋求和维护影响深远。因此，自从他逝世以来，对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得失成败、功过是非的评价曾经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甚或普通民众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些评价的背后却不时隐藏着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即有一些人往往喜欢用虚拟的假设来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或实践进行探究。

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发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就不会同美国对抗起来，这样，新中国很有可能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了。再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新中国就不会在刚刚建国之初就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中，这样，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实现最大化。还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不存在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的话，新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外交利益就不会遭受到很大的挫折和损失。同时，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也不会不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新中国在处理国家利益各层次利益关系问题时就不会出现把经济利益放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后的问题。更如有人假设：在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定位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就有可能会利用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恐惧而寻求到美国的支持。”“假如毛泽东不选择‘与美为敌’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时间就是1950年而不是1971，那么北京就极有可能会运用其已经获得的否决权得到有利的条件；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那么北京就会发现自己不会被拖入一场越南的战争之中；假如没有美国努力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并极力保护印度公司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印度打一场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为敌的代价是沉重的。”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假如毛泽东能以更少的对抗的方式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新中国就有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保留苏联对其最大程度的支援；假如毛泽东意欲增强中国对于苏联的独立性方面不是通过激烈的和生硬的方式，而是通过理性地培养建立与英国、印度、日本、法国，甚至美国的外交关系的话；假如毛泽东能通过工作使莫斯科相信苏联是盟友的话——或许通过对1958年作出炮轰沿海岛屿的决定时给予莫斯科以忠告性的通知的话，或许通过礼貌的而不是尖刻的方式拒绝1958年苏联提出的有关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的话，情况可能就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2]130、131-132、135}像如此这般的假设在一些人的眼里还有许许多多。在这些假设者看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不少举措好象都错了。似乎毛泽东的智慧、能力和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远远比不上今日的一些品头论足者。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一些人们看来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值得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样乐此不疲地去执著追求。例如喜欢以“斗争哲学”的思维和方式去追寻国家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问题；以“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的激情去试图实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美好意愿和梦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过于担心和忧虑；把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党变修”与“国变色”看得高于一切等等。

对此，笔者认为，在对待毛泽东在争取和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诸多政策策略时，不能使用假设的语句，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叙述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由我们自由想象”。^[3]258就是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尽管利用假设的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有之，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也不乏其例。但是，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就显得十分不妥，因为人们常常把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人或事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现象才称之为“历史”。况且，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下来的，也不是任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肆意摆布就可以造就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和大自然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如果历史能够依据个别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假设，那么，历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复杂性的特征，人类社会已经过去的生活也就由于千篇一律而变得十分简单、单调和乏味了。如果这样，开展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的了！所以，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必须首先承认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必然性，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对其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在这一点上，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或许会对这样的假设性探讨有一些启迪。

由此，笔者认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研究者只有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历史现象等这样的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解析，才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否则，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任何假设性评估，其结果都将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对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与国家利益实践的评价也不例外。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如果像有些学者所假设的那样去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其研究要么就无法开展（因为已经没有历史资料可资利用，只能依据假设的问题进行自己才能明白甚至连自己也闹不明白的逻辑展开演绎和推理），要么就会得出毛泽东在作出这一战略决策时“一厢情愿”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结论。可是，事实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恐怕还是得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即在1950-1953年之间毛泽东确实领导和指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战争。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也不管你再作任何虚拟性的假设，这件事情已经的的确确地存在过。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其研究就必然要带有某些掩耳盗铃的味道了。同样，在如何看待建国初期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的问题上，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人认为，由于新中国参加了这场战争，“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战士牺牲，上亿美元的军费支出使中国经济的重建不得不付出代价，北京收复台湾的努力被迫受到阻止，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短期内被迫得以加强，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时间无奈被延迟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早期。”^[4]220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这样肯定的，即这一战略思想对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克服旧中国那种一盘散沙、人心涣散的局面，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每一位经历过那场事件或者对其事实有所了解的人们，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恐怕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在建立新中国、巩固新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过程中，采取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条线”、“一大片”等战略策略方针和展开的包括抗美援朝在内的各种反侵略战争，才使得“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以斗争求和平，在他们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在有限的条件下推得较远，他们的伟业无愧于中国” ^[5]299这样的丰功伟绩。正是由于这样的丰功伟绩，所以，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上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下至众多的普通老百姓，才无不对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要实事求是

综观这些年来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来说，无非为三种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为谋求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功高盖世，成就卓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就错误不断，失误连连。如果不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尤其是邓小平等的努力，其错误可能会更加严重，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和灾难也可能会更加巨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综观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生，既有辉煌灿烂的一面，也有失误错误的一面。两者有时相互交织在一起，有时截然分离，只是在有些阶段正确的方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在另外的阶段中其错误的方面就成为主导的成分。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就是后者的情况。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评价绝对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一直产生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其国家利益观的评价就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依据，既不溢美，也不贬损，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首先，应将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部分继续发扬光大。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晚年犯过政治错误就因噎废食，从而将他在国家利益谋求方面的应有贡献全盘否定，甚至一笔勾销。尤其是他的国家安全利益思想、政治利益思想和文化利益思想等。对于他的政治错误必须予以澄清和批判，但对于他在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中业已形成的许多好的思想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则必须予以认真总结，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从而为我国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提供有益的启迪。如毛泽东关于国家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肆意干涉的思想，国家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和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看待世界力量分化变化的“两个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国际交往中的利益诉求方式既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又要讲究以斗争求团结和以斗争求利益的策略思想，重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培育在国家文化利益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思想，充分认识发挥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从而树立起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意识的思想等。虽然这些思想并非尽善尽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于指导国家利益实践也并非完好无缺，但内含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没有彻底过时。实事求是地讲，只要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活之中还存在着主权国家的利益差别和利益追求，它们用之于指导现实的国家利益实践就仍然不失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应将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观点和实践彻底抛弃。在此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是不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不承认或者讳言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方面把解决国内的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希望主要付诸于“政治运动”这一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要求的途径之上。虽然其主观愿望是试图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正是由于这样的途径和手段，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沉痛的灾难。另一方面把解决国际上的不少复杂问题和棘手问题的希望基本付诸于“世界革命运动”这一特殊的方式之上，其结果就造成“文革”期间发生的在北京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击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革命”的味道，而事实上正是这样事件的发生，才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在这一段时间之内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到了60年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之内，由于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交恶，与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再加上“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曾提出过‘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等激进的政治口号，并且对一些邻国采取了‘斗字当头’的做法。这导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同一些友好的或者中立的周边国家关系恶化或者后退。”^[6]11这样，不仅使原来一些正确的思想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和坚持下去，也使新中国在“文革”期间在处理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问题时留下了不少的教训，这些都是我国在处理今天的国家关系问题时需要认真加以注意和汲取的教训。

至于何以要在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及其国家利益实践中采取既不溢美也不贬损的基本态度问题，笔者以为还是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比较有利，即“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7]14

三、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要以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为主要目的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探路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造福中国人民和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方面功勋卓著，但他也并非圣人、神仙，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利益的思想和眼界也只能在他的那个时代范围内活动。如果一切都以今人的眼光来要求毛泽东，那恐怕毛泽东就真的不是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是个神仙了。所以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有哪些错误和错在哪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今天的现实国家利益实践提供启迪与借鉴，从而避免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利于我们今天做得更好，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所在。如果象多年来有些人所采取的那种嘲笑、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般地诋毁的态度（如在主权问题上的“神经过敏说”、在人口问题上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失误造成的后果问题上的“饿死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之说、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革命外交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上的“得不偿失说”等等）。象这样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对其指责或者不满之上，即使研究得再多、再深入，探讨得再全面、再系统，其结果恐怕也仍然是于事不补。如果长此以往，除了给后代子孙继续留下“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和教训之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关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这些年来在极力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存在着的问题确实需要进行一些以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方面为鉴的思考。

在安全利益方面，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认为毛泽东时代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防建设战略影响了经济发展战略、几十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事实、时代主题转变的重新定位等，都使得不少人产生了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放松的错觉，从而导致国防建设投入不足和利用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安全意识消弱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可惜的是，毛泽东时代对军事实力十分重视的许多举措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被人忽视了，被人遗忘了，甚至还被人嘲笑了和讽刺了。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思想似乎就是其“好战”念头的流露，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举措就是其试图挑战西方的表示。试想那时侯如果中国真的按照现在这些人的说法去做，其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政治利益方面，应该说，毛泽东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施以不同方式的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教育活动，使得建设新中国和巩固新中国的事业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再加上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与建设的步骤没有能够跟上，导致出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尤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154他还真对有一段时期之内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无忧虑地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9]402的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证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这种忧虑和担心是到了需要认真深思的时候了。

在文化利益方面，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下，由他们倡导和力行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不仅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家喻户晓的口号，更是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赞同、效仿和践行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最能够凝聚党心和民心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反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精神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在祖国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已经丧失不少。对此，从毛泽东特别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在争取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中或许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在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他心目中所设想的新中国前景，“决不仅仅只是一幅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景象，而是一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的辉煌景象。就早年与晚年而言，在他心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准甚至远比物质文明的成就更具有社会价值。”^[10]61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在谋求国家利益过程中面对的新的威胁和新的挑战也并不亚于毛泽东时代所面对的压力。如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中国仍然坚持不以姓资姓社划线，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重合世界的现实。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老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冲突。围绕主权和人权的斗争，是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点。”^[11]在文化安全领域，“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威胁，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12]123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中，谁占有较多的世界资源，谁就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具有实力，在这个世界上才具有更多的发言权”。^[5]114这样，中国要想在现时和未来国际利益的大角逐场上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和斗争就不可避免。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不讲究应有的斗争策略，不懂得必要的斗争策略在谋求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的许多利益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已经取得的利益还会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一轮的强势博弈之中丧失掉。这一方面，我国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由此，笔者认为在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问题上，一方面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这段话比较有益——谨记“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13]181另一方面，也要深刻懂得这样道理的深远涵义，即“作为后继者，没有理由抱怨探路者的‘浅薄’，也没有理由嘲笑探路者的失败，更没有理由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抱怨探路者‘浅薄’，只能说明自己幼稚；嘲笑探路者的失败，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最终被否定的将是自己。有人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事颇有微词，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只能证明他们的渺小。要知道，后继者的责任不在于指责探路者，而在于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直至成功。”^[14]101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真正把握的问题就是：就一定的意义来讲，在新中国谋求现在和今后的国家利益实践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300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年来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所在，也无法做到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应该总结与汲取的深刻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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