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从国际上来看，美苏两国已由战时的合作走向对峙。一方面，苏联人民在苏共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发展了国民经济，国力更加强大，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苏联在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冷战政策，并加紧控制西欧步伐以后，为了防止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国家利益的侵略与威胁，不断努力加强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先后与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和其它相关措施，逐步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中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对新中国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则分别通过“富尔敦演说”、“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科伦坡计划”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等隐性或者显性的策略措施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中的大部分国家由于认为美国国力的超强性，再加上它们实际上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机构，这样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当美国奉行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坚持实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敌对政策，妄图通过各种手段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政策的时候，它们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也就跟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这给新中国的对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事实上，建国初期国际舞台上呈现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峻对峙，且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冷战斗争的国际新格局。这种格局便成为毛泽东制定和实施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政策的基本依据。

一、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对业已形成的两极冷战格局局面，为了争取和维护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认为只有彻底取消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他认为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比较适合当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

所谓“另起炉灶”，就是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待旧政权和外国在华势力的问题。是继续延续旧政权的各种对外政策，还是有别于旧政权，而以新的姿态呈现在国民与世人面前，这在当时是国内外人士都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如果新中国取其前者，就会使人们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建立的新政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与旧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政府并无什么两样。因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对策，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1]（P1434-1435）}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指新中国必须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影响清理以后，再同外国进行新的外交往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方针时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2]（P37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如下对外原则：第一，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新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第三，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新中国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第四，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第五，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第六，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所谓“一边倒”，就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极格局的状况下应该怎样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定位的问题。毛泽东的看法是，由于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对待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态度与表现不同（美国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打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国民党败逃大陆后，其政策仍然没有多大改观；而苏联则刚好取其与美国相反的政策），因此新中国在对外策略上就应该放在“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3]（P3-4）}的基点上，即“一边倒”。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它“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P1472-1473）}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在两极格局的状况下新中国的基本外交走向。

二、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正集中精力于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政权的各项活动。6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五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即“第一是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第二是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第三是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第四是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第五是整编和复员工作。”^[4]（P50）正当这些工作正在或即将要紧锣密鼓般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近邻朝鲜于6月25日突然爆发了内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将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开进中国领海台湾海峡，又驻兵台湾岛上的重要港口，航空兵还在岛上设立基地，以其强大的海空力量保护国民党残军，使中国的统一事业被迫打断。对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发表讲话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表明新中国的立场与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即“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5]（P137）}另一方面又经过全面权衡与反复思量，最后慎重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完成“保家卫国”的重任。其实在当时，可以说中国国内的各项工作真是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各种任务也十分复杂和繁重，对于到底该不该出兵朝鲜的问题确实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煞费苦心。在对新中国作出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问题上，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5]（P149-150）}从这段评说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毛泽东决策的被逼无奈和坚韧勇气。因为在当时，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能不能支撑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也是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

三、进军西藏与制订少数民族政策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历代中央政府在管理西藏和处理西藏问题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所面对的现实也不例外。1949年底到1950年春天，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上都获得了解放，这样解放西藏就成为统一祖国大陆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务了。而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将崩溃，其在西藏的行政管理权威也岌岌可危，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便借机伙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某些上层反动分子阴谋策划武装抵抗解放军进藏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相关方面的客观实际，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便于1949年12月31日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并指示有关方面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6]（P12）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藏的重要门户昌都，这给西藏叛乱分子以深重打击，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最后在各方面的共同艰苦努力下，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这样，西藏就获得了和平的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管理好和发展好西藏人民的各项事业就成为新中国比较迫切的一项任务。由于西藏在我国各民族中具有典型意义，所以毛泽东对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相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就寄予了格外的关注。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至今看来仍然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策略性的意见与建议，如对西藏的对外立场的指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7]（P102）} “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8]（P34）对西藏地位的评价：“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9]（P6）规定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应该遵守的基本政策原则：“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8]（P51）提出保持西藏政治稳定和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的对策指针：“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7]（P226-227）}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意义：“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P20）强调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性：“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等。^{[9]（P33-34）}

四、台湾问题的形成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本无什么问题可言，但由于内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美国不甘心其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大陆失败的事实而插手其中，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障碍，致使中国人民未能将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完成，这即构成了台湾问题。关于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与米高扬会谈时谈到解放台湾的问题时曾经明确指出过，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10]（P911）}尽管台湾问题很复杂，毛泽东仍然把解放台湾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因为这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问题。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便根据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现实情况，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相关事宜。中央认为，解放台湾，首先需要解决二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1949年5月，毛泽东指示三野总部，要求其部队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另一方面“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1] （P591）}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P924）}这些部署毫无疑问都是在为攻取其他沿海岛屿和台湾做着准备。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州。9月中旬，解放了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平潭岛以及大、小练岛、南日岛、湄州岛。10月17日，解放了厦门。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团第18军开始组织进攻金门，虽经数日战斗，最终金门失利。毛泽东在总结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时指出：“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7]（P18）金门失利后，三野相关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认真总结教训，另一方面又在为解放台湾积极做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按理说，中国的解放台湾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由于美国的缘故，这两者还是被联系在一起了。1950年6月27日，美国决定出兵朝鲜，并直接威胁到中国东北的安全利益；6月29日，美国下令第7舰队的两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艘补给舰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直接插手台湾、军事占领台湾，导致中国统一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台湾问题即由此形成。面对这一突然出现的事件，毛泽东首先决定集中国力于抗美援朝，以解决国家安全的燃眉之急。这样解放台湾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在亚洲开始积极谋求建立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并对台湾对美国的战略意义重新做出了军事上的评估后认为，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冒引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阻止敌人军队取得对它们的控制”。^{[12]（P164）}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美国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于1954年12月与美国在华盛顿鉴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态势就越发严重了。对此，毛泽东认为如果再单纯依靠军事的手段来解放台湾就相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提出了解放台湾的新的基本思路：第一，必须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勇气；第二，坚决反对和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制造“两个中国”的各种图谋；第三，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但是“如果不得已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3]（P142-143）}第四，台湾只要回归祖国，其现状可以维持不变。毛泽东主张统一后的台湾可以不实行社会主义，并拥有高度自治。他在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和平解放，“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14]（P363-364）}

五、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边境线漫长，邻国众多，因此认真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既是新中国国家利益争取与维护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新中国保持国内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保证。为此，毛泽东制订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策略原则，积极谋求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友好和谐的睦邻关系。其一，用中国同近邻国家的相同历史命运和任务为切入点，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寻求支撑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自己的战略眼光投放在如何正确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上。他在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中都认为，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都有过一段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的历史。同时，中国同周边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化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都需要和平环境，都需要朋友。由此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发展本国经济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点和共同语言，这是新中国能够与周边国家搞好睦邻友好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尽管新中国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与周边国家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妨害互相之间的尊重、友谊和互利。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同周边国家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地建立外交关系，“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5]（P176）}其三，解决华侨问题，实行“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的基本策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华侨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叫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华侨多的国家，这一关系更要搞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怀疑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各国可能有非法政治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5]（P184-185）}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5]（P181）}但是中国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别国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其四，明告周边国家领导人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不会影响和威胁到其它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反而会同周边国家一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巩固真诚合作的关系，同时也将会为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针对个别小国家对新中国会不会侵略他们的顾虑，毛泽东在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5]（P229）}同时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是一个正在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谁要打仗，就反对他。”^{[5]（P160-161）}

六、对毛泽东建国初期国家利益思想与实践的思考

第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毛泽东逝世以来，对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得失成败、功过是非的评价曾经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甚或普通民众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些正常评价的背后却不时隐藏着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即有一些人往往喜欢用虚拟的语气来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或实践进行假设。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发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就不会同美国对抗起来，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了。再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中国就不会在一建国就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中。如此，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实现最大化。对此，笔者认为，在对待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争取和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诸多政策策略时，不能使用假设的语句，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叙述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由我们自由想象”，^{[15]（P258）}也就是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此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能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任何假设性评估，其结果都将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对于毛泽东建国初期国家利益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也不例外。例如，在如何看待建国初期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的问题上，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战略思想对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克服旧中国那种一盘散沙、人心涣散的局面，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想有位学者下面的这一段话最能说明毛泽东当年决策抗美援朝在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深远影响：“由于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决不能让它旁边有美国军事存在。美国一旦把北朝鲜占了，就可以影响中国在战后仅留的一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脉的重工业家底。美国人今天说不会进犯中国，那么明天呢？美国当时的报告里确实是说不进犯中国，毛泽东却不那么想，他认为口头承诺没有用，报告里写的也没有用。国际斗争中不管是谁，一旦得寸就会进尺，没有道理可言。所以毛泽东选择了参战并赢得了战争。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如果从武器对比上说美国绝对领先，它1945年就有了原子弹，中国1964年才有。那时侯毛泽东敢拍板，最后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中朝边境到现在40多年了没有打过仗。”^{[16]（P298-299）}

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综观这些年来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来说，无非为三种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功高盖世，成就卓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就错误不断，失误连连。如果不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其错误可能会更加严重，造成的损失也可能会更加巨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综观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生，既有辉煌灿烂的一面，也有失误错误的一面。两者有时相互交织在一起，有时截然分立，只是在有些阶段正确的方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在另外的阶段中其错误的方面就成为主导的成分。例如“文革”中的错误就是后者的情况。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绝对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必须实事求是。建国之初，毛泽东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一直产生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其国家利益观的评价就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依据，既不溢美，也不贬损，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因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已不单单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包含其中的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部分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结晶的代表。例如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果断决策，才使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与维护得以有效地实现，这一决策至今看来都为时不过。有学者曾经指出：“1947年印度独立，中国大陆境内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事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力量，共产党代表的是工农力量。1947、1948年，印度、达赖、美国都在考虑西藏前途问题了。尼赫鲁这个人是受英国教育的，没有“泥腿子”厉害，他一点点地搞“前进政策”。而毛泽东兵贵神速，出手不凡，1949年10月建国，1950年春就出兵并一举拿下西藏。试想如果尼赫鲁将1962年军事入侵西藏的行动提前到1948至1949年间，那不管你后来怎么谈，西藏也不会是今天的情形……所以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毛泽东就决定进军西藏，1962年毛泽东又对尼赫鲁的不轨企图再出重拳，中印此后再无战事。可以说，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以斗争求和平，在他们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在有限的条件下推得较远，他们的伟业无愧于中国。”^{[16]（P298-299）}笔者认为这一看法颇具有代表性。

第三，应该从毛泽东建国初期国家利益思想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目的的问题。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尽管在造福中国人民和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方面功勋卓著，但他“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17]（P405）}这就是说毛泽东并非圣人、神仙，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和眼界只能在他的那个时代范围内活动。如果一切都以今人的眼光来要求毛泽东，那恐怕毛泽东就真的不是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是个神仙了。所以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一方面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有哪些错误和错在哪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提供启迪与借鉴，从而避免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利于我们今天作得更好，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所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够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18]（P4）这说明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并非自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先知先觉之人。笔者也常想：即使毛泽东在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有过什么不足甚或失误，现在的人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一味地对其指责或者不满，其结果恐怕也仍然是于事不补。正确的态度，我想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这段话比较有益——谨记“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19]（P181）}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1435、1472-1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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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1992年版，第142-143页。

[14]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364页。

[15]《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16]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29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18]《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