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完全漠视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 满足于停留在空疏的理论普遍性中的思想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凡是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 马克思生前就严厉地批判过类似的错误倾向。当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状况的描述解释为世界上一切地区资本主义起源的方式时, 马克思对这种懒汉式的思维方式予以无情的嘲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也透彻地批判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类似的错误倾向。当时, 许多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 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他们在言谈中“言必称希腊”, 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却不甚了了, 甚至是“漆黑一团”。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大声疾呼: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 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 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城市经济改革中, 他考虑到当时不少城市的自我封闭状态, 提出了“办好经济特区, 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新思路; 在解决香港回归这一棘手的历史问题时, 他又从当时的政治格局出发,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方案。所有这些都表明, 邓小平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来解读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观念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关键, 主要不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普遍观念的熟悉程度, 而在于他们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兴趣和理解程度。也就是说, 只有全面地、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实质, 才能超越理论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麻木性”, 正确地理解和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思想遗产, 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

　  就在这里跳跃吧！
　　就在这里跳跃吧！

　　而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但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它完全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普遍性体现为当代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不懈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促使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的表现形式之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做出了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相契合的理解和阐释。然而,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常常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蕴含着批判、反思和超越现代性价值取向的另一个维度。而这个维度正是通过对东方社会, 尤其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的深入反思而展现出来的。也就是说, 在这里特殊性体现为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历史境遇和现实道路。我们认为, 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关键在于透彻地理解并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片面解读导致了当代中国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漠视。众所周知, 列宁在《启蒙》杂志1913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肯定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平心而论, 列宁的这一见解大体上是合理的, 但它包含着一种把马克思理论解释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的危险。事实上, 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大量阅读, 深入研究古代非欧社会, 如印度村社、斯拉夫公社、俄国土地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等, 而列宁生前当然没有见过马克思在这方面留下的大量笔记。因此, 我们认为, 要按照事实的真相, 把马克思理解为世界主义者, 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 就应该超越列宁的观点, 把以古代非欧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理论来源。, 从而抹杀了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落差。19 世纪下半叶, 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 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 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 与此同时, 在西方国家中, 却掀起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潮。20 世纪初, 在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双重夹击下, 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歧路亡羊的窘境, 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 当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冲击下的中国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西方国家又掀起了后现代思潮, 开始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系统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有趣的是, 每当中国社会追求什么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开始抛弃什么。正是这种巨大的历史错位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事实上,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大价值系统是并存的, 因此, 当当代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时, 必须把现代性的价值系统与前现代、后现代的价值系统区分开来, 既要坚持现代性的立场, 又要批判地借鉴前现代、后现代价值系统中的合理因素, 从而对现代性的价值系统做出必要的修正。换言之, 当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 不是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那种原初的现代性, 而是反思的现代性。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的现代性, 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启蒙的缺失”。比较起来, 从14世纪到18世纪, 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从这三大运动内在精神的连贯性来看, 不妨把它们统称为“启蒙运动”。众所周知, 启蒙运动的主旨是肯定人性、理性和个性,维护人权、人格和自由。实际上, 启蒙的主旨正是现代性价值系统中的基础性的部分。

　　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转向中国社会时, 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传统中国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社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批评说,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人人都等于零, 只有皇帝是自由的。其实, 这个貌似深刻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 因为连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 甚至他们的废立也都完全处于皇族和大臣的操控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 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国传统社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态势下, 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萌发出来的启蒙思潮在这个压倒一切的重任的支配下完全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是在启蒙缺失的条件下接受并奉行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是奠基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系统之上的。这就启示我们当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追求现代性时还必须补上启蒙这一课。事实上当人们在伦理学领域里谈论所谓“普世性价值”时他们谈论的也正是蕴含在启蒙运动中的基本价值取向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的认可和继承。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进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 努力处理好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使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63页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 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 第130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0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82页。

　　俞吾金: “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与第四个组成部分”, 载俞吾金: 《寻找新的价值坐标》,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0 - 33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 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