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非凡历程。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人，而且也是在实践上最早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  践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  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要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  本标志。后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谈到过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还对这一命题作了科学解释。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努力“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概括和提升为新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指导新的实践;三是必须寻找一种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的“民族形式”，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三）从哲学高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如果不能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的解释，那就极有可能造成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混乱。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从哲学理论的高度科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理论与实践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并根据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确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规律。在《矛盾论》这篇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共性与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进而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