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还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就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的实际道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不断创新。但在早期党的探索中，却严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生搬硬套。比如，陈独秀就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针对欧洲各国国情提出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开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时代的观点，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主张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再由无产阶级来夺权最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种观点领导的中国革命直接导致放弃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造成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再比如，“城市中心论”结论的得出，也是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典型例证。就像瞿秋白所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观点，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因此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而“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以，在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我们党才逐渐认识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及革命特点相结合的重要性，重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灵活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理，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道

　　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摆脱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可以说，正是在经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错误照搬后，才逐渐形成了早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最后，过分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照搬苏联经验。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的情况下，急需来自成功范例的正确指导、经验启示和有益援助，但共产国际和苏共并没有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共产国际对中国早期革命显示出双重影响。应当肯定，俄国革命胜利的榜样力量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初期的指导，曾给予幼年的中共党以极大的帮助。但在大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大革命后期和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却有过严重的失误。比如，由于对国民党性质的错误认识，指示中共对国民党的叛变行为一味退让，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如“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也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和中共实际。但中国革命在一开始却不得不“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因此，中共在整个革命初期的大部分政策和策略明显缺少独立性，也延误了中共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程度，在很大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熟程度。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虽然有缺憾，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探索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主体的缺陷会直接影响探索的进程和实效，这一点在早期探索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党的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早期中共党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步理解和对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断探索中，慢慢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真谛。毛泽东非常注意号召全党同志要随时仔细研读马列主义著作，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习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随着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形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延安整风期间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基础。

　　第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依据。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历史大背景下传人中国的，也是在中国各种各样救国救民之路失败的现实国情下传人中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既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大潮，又适应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需求。作为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懂得“结合”与“发展”的道理，就不仅不能科学地指导中国革命，而且会扼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越发显示出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实用性，越发加倍地被证明是适合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并日益焕发出其崭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第三，勇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寻找中国革命的经验和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党在成立之初尚未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犯了“左”的和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的损失。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对中国革命而言，教条主义的危害更为严重，它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截然相反。教条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化，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当成随处可以套用的公式，不仅损害了中国革命，更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通过亲身实践，不仅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更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以中国特色的新的内涵，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党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坚决斗争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上的重要先导。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保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但中国早期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却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选择和概括，而不是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成为早期中共党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一些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本土化。如，李达在1929～1932年间，曾翻译了4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他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研究程度。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性高峰，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成为在哲学的高度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五，善于总结经验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要保证。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系统的经验总结有两次。分别是从l927年大革命失败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建时期和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l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期。实践证明，没有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不会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和革命的胜利，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