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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论析
发布时间: 2010-02-03    作者:孔朝霞 田克勤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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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在建党前后始终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组织工人运动。在《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他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如科学社会主义、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劳工专政等内容,并集中分析了中国国情。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已经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而且合理地吸取了列宁的观点,在早期中共党人中最早提出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陈独秀在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处于幼年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幼稚性。在客观上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而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国民党才能胜任革命的领导者。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才认识到:“蒋、李胜利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可是失败了。此所以现在愿意而且能够继续完成这个革命的,只有工农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吸收了陈独秀关于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的观点,但同时坚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对于农民阶级,陈独秀初步肯定了农民的重要性,但又认为农民的作用是需要限制在国民革命运动的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要以“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为前提,因此不承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陈独秀很早就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幼稚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两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这两个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倾向。指出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两重压迫,既具有革命的要求,但又很容易被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所以,轻视资产阶级是错误的,但其两面性又决定了他们不是我们依靠的力量。这对毛泽东后来制定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大制定的纲领并没有涉及到民主革命的实际目标,但在中共二大上,在陈独秀的组织下,党在最高纲领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明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重要成果。瞿秋白本着“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的精神,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中国社会和处于起步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钻研,在革命的性质、阶段、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革命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卓越见解和创新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党的革命家也纷纷宣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国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论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未遇到过的许多陌生复杂的问题。由于早期共产党人在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受到历史和自身条件的限制,长时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忽视了理论指导与理论创新的关系,使中国革命陷入长期的失败中。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继续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l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逐渐滋长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倾向。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⑥。他们曾明确表示:“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赛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因此就产生或重点发展了重点进攻大城市、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工人成分、在党内斗争中坚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政策,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越走越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以其独有的实践品性逐渐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的把握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l921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他之所以赞成“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指明光明的前景。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骨干。大革命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作了全面分析,并通过实践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又主持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初步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尤其是在反思历次“左”右倾错误的惨痛教训时,毛泽东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只有自觉认识和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达到成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必要性。

  遵义会议后,党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结合之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致力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成为能否将中国革命胜利推向前进的关键。为此,l9377月和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在一系列努力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奠定了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思想理论基础。就这样,通过深入总结借鉴正反两方面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毛泽东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骨干发展为自觉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方向的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尽管还远不是有意识地结合,但为党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也促使党不断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懵懂困惑走向接近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但一直到遵义会议前,早期探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不能不与早期中共党人自身的局限性有关。总的来说,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从实际需要出发选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或论述,运用于自己的革命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日开始,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就并非系统、全面和科学的。先进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来自马克思故乡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而是通过日本和俄国翻译、介绍、转述过来的理论。由于翻译的种种弊端,语境、背景、理解、表述等等差异,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变了形,失了真。比如,由俄国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国人乐于吸收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正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所致。同时,早期中共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刘少奇曾在19417月《答宋亮同志》一文中透彻地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实际上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都基本上兼具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当理论家尚未系统学习并深刻理解马列主义理论,就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迅速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再加上严重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最初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传播理论与应用理论几乎在同时展开,直接导致早期党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盲目地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尚未完全消化,就立刻被用于指导实践,这不能不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其次,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绝大多数中共党人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以来,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早期党的领袖人物,都仅仅是在按照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初步理解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众多救国救民道路失败后被选择的理论武器,它一经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识,就仿佛成了能解救民族命运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词句背熟、记烂,并套用过来到水深火热的中国土地上,困扰中国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到了中国,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断涌现,工人运动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却远未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却远未被中国共产党人所领悟。正是这种革命的自发性,直接导致了早期探索的不断挫折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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