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探寻是从建党前后开始的，在总结长期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命题以其无可辩驳的真理性成为全党的共识，以后又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新道路、形成新理论的旗帜和经验。因此，从建党前后经过遵义会议到全面抗战初期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可以被界定为第一次飞跃前的准备阶段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奠基时期，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并试图论述的新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时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要求，更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需要。但就这一点来说，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刚传人中国不久，对于刚刚脱胎于旧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却是难以认识的。但值得肯定的是，早期知识分子对于先进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为了学理上的研究，而是为了拯救苦闷中的国家，解放被奴役的人民。因此，在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纷纷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尝试将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思考社会变革的认识工具。

　　在中国，最先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重要性，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是李大钊。在迅速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李大钊以他“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豪迈预言照亮了旧中国的夜空。1919年9月至11月，他发表数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崭新学说的理论体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就已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思想。对此，江泽民曾特别评价过，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最基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的”。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了解，他更加意识到“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而“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虽然李大钊此时尚未将这一经验明确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其中已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观点的雏形和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陈独秀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他领导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启迪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人，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民众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陈独秀也曾特别强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而“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由此他呼吁“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以，马克思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李达在1923年5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但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的程度”，完全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还十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准备的幼年时期，他担负了中国革命道路开拓者的重大责任。”他努力学习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从而较早地论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从l919年的下半年至l921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论战；还批判了区声白、黄凌霜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正是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的激烈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步的思想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开始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党成立后，李大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各地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农民、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最初的贡献。李大钊呼吁民众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要在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对此，朱成甲教授评价道：“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国情(历史与现状)，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为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比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和阶级的根源上分析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敌人，一针见血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实质，并从帝国主义同中国政府的狼狈为奸的事实中自觉意识到把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联系起来，高喊出十月革命以来最彻底的反帝口号：“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并提倡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另外，他较其他早期党的领导人更重视也相信农民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建立农民武装，对农民运动蓬勃高涨的态势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