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史料新发现彰显毛泽东时代洞见
　　记者： 您刚才谈到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新见解。在《文稿》的编辑过程中，在历史文献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
　　李捷：《文稿》收入不少有意义的新史料。比如我们谈现代化建设，很自然就会想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发现，国防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1952年6月制订出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初稿，核心就是国防现代化，尽管当时没有这个概括。应该说，军事建设的五年计划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同步进行的。这一计划经过反复修改后，最终纳入了国民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可以说，“一五”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再如关于西沙群岛问题。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对西沙群岛行使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分内之事。我们收录了毛泽东1960年8月3日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问题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对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复。通过这个报告可以知道，1959年3月党中央就已经作出了定期定点在西沙群岛附近巡航、巡逻的批示。从那时起，至1960年8月毛泽东再次作出批示之前，人民解放军海军共巡航、巡逻20次。通过这个报告还可以知道，当时不仅对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作了部署，而且还有长远的规划。这就表明，我们对西沙群岛行使国家主权既是合理合法的，也是一贯有效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指手画脚。
　　另外，这次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毛泽东同钱学森等人的谈话。这是一篇对话体的记录，是由钱学森事后亲笔追记的。那一天，毛泽东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家座谈，与不同的科学家谈不同的主题。但遗憾的是，除了钱学森的这份记录，其他的谈话内容没有留下记载。《文稿》收录了这份珍贵的记录。
　　在对话中，毛泽东说：“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钱学森说：“我有所闻。”主席说：“怕不止是有所闻吧。”主席说：“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钱学森说：“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主席问：“可以到夏威夷？”钱学森说：“夏威夷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谈到这里，主席就反过来说了，我们怎么对付其他国家的核威慑，主席的答案是：“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钱学森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搞了运载工具之后，就要接着搞反导了。这是1964年的谈话。说到这里，主席提了一句古话“有矛必有盾”，又说：“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按：就是研究“盾”的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这份档案篇幅虽然不长，但非常有价值。

　　关于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意见，我们也收录了一些重要史料。1970年7月，毛泽东在同朝鲜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海军不像样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后来海军根据这个意见，制订了发展规划，1975年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将规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电子对抗战方面的情况。1975年12月，他对叶剑英的报告批示：“很好”。这个报告说，这年的12月8日，召开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设备的抗干扰性能；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又重病缠身，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如此有远见的重大决策，殊为不易。
　　我们还发现了毛泽东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比较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197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这一论断对今天而言，特别有意义。
　　4、连点成线 档案中蕴藏历史逻辑
　　记者： 这些史料的确令人大开眼界。但档案是琐碎的，如何才能在编辑过程中使其呈现出内在的历史逻辑呢？
　　李捷：编文献是有讲究的，从《文稿》开卷篇和压卷篇的选取可见一斑。开卷篇我们选取的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压卷篇我们选择的是刚才谈到的那篇“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记者：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的一段伟大历程，从依靠革命的暴力手段求得翻身解放、自立自强，到追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这一逻辑的延续符合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的理想。
　　李捷：是的。勾画历史，有时需要凝炼传神，有时又需要浓墨重彩。“大写意”时，要能够惜墨如金，要能“工笔画”、不厌其详。《文稿》里有一些琐细的内容，我们有意而为之，以彰显其内在的线索。比如关于研制原子弹问题。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就作出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对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倾全国之力也要造出原子弹、打破核垄断而言的。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是生产核材料。只有生产出六氟化铀235之后，才有可能造出原子弹。1964年1月，我国生产出六氟化铀235的合格产品。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有一个报告，毛主席批示：“已阅，很好”，记录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程。
　　接下来是原子弹试爆时间的确定问题，这在1964年9月21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当天来信的批语中得到了反映。最终的试爆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之前选择试爆时间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气象条件、风向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作出决定的期限以不迟于9月24日为好。毛泽东看了来信，当机立断，批示：“已阅，拟即办”。从准备命令下达到试爆至少需要20天，而毛泽东的果决为进行试爆准备赢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

　  爆炸成功，毛泽东很关注原子弹试爆的结果，要看看其杀伤力究竟有多大？毛泽东认真读了现场指挥张爱萍的报告，结论是“只要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接下来还有这样一篇文献，一个香港记者到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比基尼岛等的核武器试验靶场，报道说在核爆很多年之后，那里还有很多生物，有生命的迹象。1964年12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个报道后也非常关注，做了批示。
　　虽然一篇一篇的文献是散点，但我们编辑的时候很注意把这些点连成线，尽量让读者同时看到历史的线索和细节。
　　5、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离不开国际视野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李捷：我从小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一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伟人。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对毛泽东思想研究非常感兴趣。1983年我考上了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这扎下了根，一直潜心研究毛泽东。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本来并不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结构。1997年，中央党校成立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持研究项目的姜长斌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了一个特别项目，专门研究冷战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我在这个项目中先后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一篇是《物极必反：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内政与中美关系》，另一篇是《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写这两篇文章纯属偶然，但当时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专门编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关问题大事记，有十几万字，目的不在于发表，完全是为了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要深入、扎实地搞研究、写论文，自编大事记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翦伯赞、齐思和等很多前辈都自己编过大事记。我从这一段经历中受益匪浅，它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觉得研究党史，一定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如果没有国际视野，党史研究就很难深入。
　　编辑《文稿》时，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适当收录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国际局势判断的一些文稿。我根据自己的研究体验，认为一定要把这些内容收录进去。我们的国防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对世界格局所作的综合考量。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都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密切相关，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
　　我们要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交汇点上来思考，这也是当今时代不同于毛泽东那个时代的地方。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要首先立足国内，再放眼世界、胸怀世界。现在中国的地位提升了，国内与国际的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很多国内问题不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了，已经和国际连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责任是适度的，不能承担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