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以上论述表明，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蕴含着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战略思维，并对此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在他们看来，“中间地带”尤其是其中的亚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这里是中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主要战略空间，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里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中国需要在这里狙击美国的扩张；这里也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的战略性竞争的舞台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有可能在这里拥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领导地位。中国领导人将从这里开始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新的外交战场，这在当时已见端倪。中国的亚洲政策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的努力的开端，它的确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从那时起至后来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直到今天)，中国都试图将这里作为自己的主要外交舞台。
　　注释：
　　①本文所提“亚洲”是指当时中国亚洲外交的主要活动范围东亚和南亚地区，用“亚洲”是为文字简洁一些并符合历史的情况。
　　②牛军：《“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62—63页。
　　③《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页。
　　④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4—1185。
　　⑤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
　　⑥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⑦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1946年1月2日，《解放日报》1946年1月4日。
　　⑧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
　　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⑩《共产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1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9—1260页。
　　(12)《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6512/2.5。
　　(13)有关苏联这个时期在亚洲支持革命运动的新研究成果可见：Larisa Efimova，“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40，No.3，pp.449-469，October 2009；Jovan avo ki，“Overstepping the Balkan Boundaries：The Lesser Known History of Yugoslavia's Early Relations with Asian Countries(New Evidence from Yugoslav/Serbian Archives)，”Cold War History，Vol.11，No.4，November 2011，pp.557-577；〔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4)《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3日，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存： NO.16471。
　　(1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1439页。
　　(1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0—261页。
　　(17)《斯大林谈话》，1949年7月27日。
　　(18)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949年8月14日，第51页。
　　(19)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60—161页。
　　(20)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76—17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22)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23)刘少奇：《关于截击和解交逃入越南境内国民党军残部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1950年2月、3月；《军委为准备进军云南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97—199、201页。
　　(24)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26—227页。
　　(2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28页。
　　(26)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接待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代表团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29页。
　　(27)周恩来：《关于中国与越南建交的电报》，195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
　　(28)《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记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50年月19日。
　　(29)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21—426页；《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可参阅ZhaiQiang，“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1950-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7，October 1993，No.4，p.692。
　　(30)窦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31)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32)《印度反动政府血腥镇压人民》，《人民日报》1949年3月15日；《中印人民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阴谋!印度共产党与社会共和党电贺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分别贺电》，《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
　　(33)毛泽东：《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3页。
　　(34)周恩来：《关于同缅甸建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18、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0—691页。
　　(35)刘少奇：《关于印度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两国建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19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64页。
　　(36)毛泽东：《关于同意印度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电报》，1950年1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49页。
　　(37)《毛泽东对英印谈判其目的在拖延时日之指示》，1950年11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022-05。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39)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54页。
　　(40)《赖嘉文大使转达尼赫鲁总理致周恩来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来电》，1953年9月2日，第9—11页，外交部档案馆：105-00119-03。
　　(41)《印外交秘书R.K.尼赫鲁面交袁仲贤大使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备忘录》，1953年9月5日，第11—13页，外交部档案馆：105-00119-03。
　　(42)《赖嘉文大使面交章汉夫副部长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备忘录》，1953年10月3日，第18页，外交部档案馆：105-00119-03。
　　(43)《周恩来总理致尼赫鲁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复函》，1953年10月15日，第19—21页，外交部档案馆：105-00119-03。
　　(44)《高勃登参赞转达尼赫鲁总理致周恩来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复电》，1953年10月23日，第22—23页，外交部档案馆：105-00119-03。
　　(45)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2月31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3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人民日报》1954年4月30日。
　　(47)《周恩来关于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的谈话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48)《周恩来与梅农谈话记录》，1954年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52、354页。
　　(49)《一周电报汇编第83期(关于亚洲五国总理会议问题)》，1954年4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2-00212-06。
　　(5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第268—269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6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6—387页。
　　(53)《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中缅两国总理声明》，1954年6月29日，引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1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1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5页。
　　(5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5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7月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第189页。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33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20页。
　　(59)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第333—334页。
　　(60)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第334页。
　　(61)《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载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2—563页。
　　(62)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63)毛泽东：《同印度中立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3页。
　　(64)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21日；《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1、374、411页。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页；《关于亚非会议》，外交部档案馆：207-00085-17。
　　(65)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第361—364页。
　　(66)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补充发言”，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25页。
　　(67)《一周电报汇编第83期(关于亚洲五国总理会议问题)》，1954年4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2-00212-06；《关于亚非会议问题》，1954年9月4日，外交部档案馆：207-00085-19；《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及各国对该条约的反应》，1954年10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26-02；《关于亚非会议问题》，1954年12月15日，外交部档案馆：207-00085-17；《一周电报汇编第98期(东南亚五国茂物会议的程序及五国对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1954年12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2-00212-21；《从茂物会议看亚非会议》，1955年1月1日—31日，207-00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