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返“中间地带”
　　从建国直到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这种近乎停滞的发展状况固然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影响中国同亚洲新兴国家关系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领土争端、华人华侨等，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完全没有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既没有到过那些国家，也没有直接接触过那里的领导人。不过也有必要指出，“不承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政策被继续贯彻和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本质的理解等，是至关重要的“内因”。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美国军事遏制造成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以及国内实施“一五计划”等重大事态的发展，推动中国亚洲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朝鲜停战则是重要的契机。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当时，中国除了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同美国对抗之外，对外关系需要有新的发展领域，首先就是发展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诚如他们最初交往所获之心得，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38)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修改了此前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一贯阐述。他说区别不同国家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阶级属性，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问题：“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39)这在今天看来是简单明了的结论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执政党间的党际关系是决定性，通行的国家关系准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并不能被运用于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关系中，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即使是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它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为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找出行得通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首先是中印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调整亚洲政策注入了重要的动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局势逐步稳定，中印之间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随之凸显，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一些地方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的特权等进行具体交涉。1953年9月2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双方就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40)三天后，印度外交秘书面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提出“尽快商讨所有待决问题”，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零星考虑个别问题不能引导向圆满解决”。(41)10月3日，赖嘉文再次向袁仲贤面交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乘最早的机会”解决两国在西藏地方面临的问题。(42)15日，周恩来复函尼赫鲁，正式表示希望两国于12月在北京举行谈判。他在信中提出中印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必须终止，但印度在那里的具体利益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43)23日，尼赫鲁复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同意周恩来在复函中提出的三点“新的基础”。(44)
　　12月末，中印谈判如期在北京举行。31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他提出双方应该按照“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45)从中印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后来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看，周恩来当时系统地提出这么多的原则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的，这也印证了处理中印关系对于中国外交的典型意义。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序文”中包括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4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不能说是偶然，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有比较自觉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意识，而这种角色意识需要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构建。
　　此后不久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苏联、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其他人都将周恩来当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常委。同样，当周恩来等人作为国家外交代表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他们也必须要用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类话语思考和解释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否则就难以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基本的外交交往。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对印度的访问在中国亚洲政策转变过程中有特殊的意义，尽管这次访问的起因是尼赫鲁的反复邀请。5月23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赖嘉文会见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他在会谈一开始便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在回国途中访问新德里。周恩来当时未置可否，他第二天在向北京汇报此次会谈内容时提到尼赫鲁发出邀请，不过这个内容被列在这个很长报告的第四项，只用了两句话知会北京而已，未作任何评论和建议。(47)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解决印支停战问题了。6月13日，梅农再次当面向周恩来发出邀请，他说周恩来哪怕是“路过印度小住，一天也可以”。周恩来告诉他“现在很难答复”。这段对话被列在报告给北京的会谈记录中，不长也不突出，周恩来也没有向北京表达任何意见。(48)不过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接受尼赫鲁的访印邀请。
　　北京的领导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中思考中印关系和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外交部曾经就如何评价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金等亚洲五国总理会议提交专门的研究报告，认为五国总理都赞成印度支那停战，而且他们提出的停战方案同中国的主张很接近，特别是印度、印尼、缅甸等在中国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有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反对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体系。(49)6月12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有关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建议，它被包括在一份有关争取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综合性报告中。该报告提出，周恩来访印取决于中央是否下决心积极发展同印度这类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印度、缅甸等有可能在访问中提出“复杂的边界问题”，而这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但是，错过这次时机对中国设想中的签订“亚洲和平公约”计划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关键是能否确定“积极争取这些国家的方针”。(50)
　　毛泽东、刘少奇等看过报告后很快做出肯定的答复，刘少奇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示他接受尼赫鲁的邀请。17日，周恩来告中共中央他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前往新德里。(51)后来因为缅甸总理吴努也发出邀请，他的行程中又增加了对仰光的一天访问。从周恩来给北京的报告内容看，他设想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在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同尼赫鲁交换看法并争取达成共识，具体地说就是为缔结“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打击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的计划，以及实现印支停战。(52)
　　6月25—29日，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苏联阵营的亚洲国家，此前他们只去过莫斯科。周恩来分别同尼赫鲁和吴努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印、缅领导人在声明中确认他们也同中国领导人一样，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53)这两个公报的重要价值是在于，它们使中国领导人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中国在亚洲高举的一面旗帜，而拥有这面旗帜不仅对中国在这个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有益的，而且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十分重要。周恩来同尼赫鲁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后者说明，中国领导人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54)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在推动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同亚洲新兴国家发展合作关系。
　　这次访问使周恩来更加乐观和自信。在日内瓦会议上和休会期间的外交活动使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对印、缅的访问则是锦上添花，他相信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天高地广，大有可为。7月5日，周恩来在柳州结束了与越共中央的会谈，说服他们接受了积极争取印支停战的方针。这相当于克服了中国亚洲政策转变的最后障碍，他此前已经基本确定印支停战的关键就是越南方面是否下决心做出妥协，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天，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并于当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汇报他的外交活动并讨论今后的对外政策。周恩来的汇报对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调整对外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次与会者还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印支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做出重大决定。(55)
　　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他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成果，以及他同越共中央会谈的情况，等等。他最后说“原想再关一年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有欲关不能之势!”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而且苏联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56)周恩来的介绍令与会者感到鼓舞。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而且对周恩来的建议深表赞成。他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因为“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57)就这样，“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时期结束了。用周恩来的话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58)
　　非常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重新用“中间地带”概括了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他说世界形势变化很大，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一方面苏联阵营团结的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四分五裂”。美国“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把它盟友的地盘“占领起来”，特别是在东方占领了诸如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很多国家。(59)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同他在1946年夏季所阐述的一样，是借口反共来控制“中间地带”。他认为在他描述的世界政治图景中，中国“情况是很好的”，中国“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而指导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60)第二天，毛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他说今后外交要全面发展了，而指导方针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61)到此为止，中国领导人终于为他们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论述，其特点是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合到传统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之中，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变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他再次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把世界政治结构描述成按照地理状况分成的三个部分，美国所处的北美在欧亚大陆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剩下的都归于“中间地带”。“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它的真实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62)此后不久，毛泽东也这样提醒到访的尼赫鲁，他说美国反共“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63)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解释冷战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基本特征是有其合理性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解释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的衰落，冷战和诸多地缘和世界政治版图的勾画都缘起于这个变化。毛泽东认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他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概括之上。不过比较1946年8月提出的“中间地带”，毛泽东此次重提这个概念还是有巨大区别的。1946年夏季提出的那个“中间地带”中除了英国为代表的一些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其余成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和他们发动的革命运动。1954年夏季描述的“中间地带”中的主要行为体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即将兴起的国家。至少中国领导人的目光聚焦在那些国家上，他们必须为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找到指导原则，“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共处”等概念就这样合逻辑地出现了。
　　中国领导人在7月6日到8日的几次会议中所阐述的思想是中国外交的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开端，在中国外交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随着日内瓦会议结束，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8月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陆续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它们包括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一大批苏联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还有诸多来自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类型的政府、政党的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事必躬亲。从他们同来自亚洲、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开始与“两大阵营”并列；“和平”、“和平共处”等概念则高频率地出现，成为中国领导人阐述国际政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外交话语。与之相联系的则是重新命名亚洲新兴民族国家。
　　中国领导人在如何定义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在很长时间里都存在困惑。到1954年夏季，在中国外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它们来称呼亚洲(后来加上非洲)新兴国家。这些概念大致分成三类，它们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知的视角和逻辑。第一类是以地理文化为标准的，诸如“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亚非国家”等等。第二类是以国家主权独立程度为标准的，如“独立自主”、“接近独立自主”等等。第三类是以同冷战“两大阵营”的关系为标准的，如“中间国家”、“中立国家”、“第三世界集团”国家等等。(64)显然，当中国领导人决定改变对外政策时，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重新定义这些国家，以便为新政策找到合理的依据，以及建立起能够进行有利和有效交往的外交话语。重新定义亚洲新兴国家的性质和地位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这些定义为基石构建起来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认同，即中国不仅拥有不同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而且也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与尼赫鲁会谈做准备时决定，将“东方国家”的认同作为他的论述中心。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洲新兴国家拥有三个“共同点”，即都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农业国、工业落后被人看不起，以及地理上都在东方、在亚洲。他分析了这些共同点的优势和劣势，并阐述了中国将做出何种努力，甚至告诉尼赫鲁中国打算开始研究原子弹。(65)从此以后，“共同点”就成为中国领导人同后来所有到访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谈的主题。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所作补充之发言是一个经典之作，他将毛泽东的“认同”主题推向了一个高潮。(66)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是一个具有上述本质和形象的国家，而且这种本质和形象是有价值的和积极的，是中国外交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中国领导人在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方面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为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更重要的是这次认同建构的高潮同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史观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对自己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坚信不疑，并充满自豪和自信。这在当时固然加强了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信心，后来则成为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领导人因为这种认同而在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在道义上比苏联更优越的感觉，他们相信中国在亚非(后来增加了“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天地具有高于苏联的合法性。
　　新中国这次外交转变的高潮是中国参加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从1954年春季开始一直到1955年夏季，外交部的工作者们针对亚洲发生的如科伦坡会议、日内瓦会议、马尼拉会议、茂物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涉及的主要亚洲国家等等，做了大量和相当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亚非新兴国家的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反对西方；那里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不得不举起和平和中立的旗帜，反对美国扩张和在亚洲建立反华的军事同盟体系。(67)这些报告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亚洲区域多边外交，更多地选择与亚洲国家合作，他们并相信能够通过亚非会议走到亚洲舞台的中心。在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领导核心与政策主要推动者的角色。这个时期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外交领域，这十分有利于中国亚洲政策的迅速形成。这以后，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参加亚非会议并认真着手准备，直到周恩来登上万隆的讲台。中国通过参与并推动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本人则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