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革命中心”：“一边倒”中的地区政策定位
　　论述“中间地带”思想的缘起及它与“两大阵营”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要否认后者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影响。本文要做的是将焦点从中苏结盟与中美对抗等等转向“一边倒”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核心就是在建国伊始，毛泽东等把即将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确定为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
　　有关中苏同盟的研究聚焦于1949年2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对中苏结盟的意义时，几乎都忽略了后者向中共中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斯大林有意让中共担当起东亚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建国后访问莫斯科的历次双方高层交往中，这一直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其结果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巨大。苏联对外政策转上冷战轨道之后，斯大林试图更积极地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苏联有关部门开始在亚洲寻找合适的代表。他们最初并不很关注中共的地位，这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估计有关。(13)这种情况持续到1948年春天，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关系的发展，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电报联系等等，导致斯大林决定让中共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
　　米高扬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他在强调中国革命的亚洲意义时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并询问“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然后双方还谈到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14)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导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使中共领导人相信他们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
　　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为他刚刚告诫说“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5)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说，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说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16)毛泽东这时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完全否认中国革命在亚洲地区将拥有首要地位的内在逻辑。
　　在刘少奇7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本人亲自说明希望中共成为东亚革命运动的中心。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世界革命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随同刘少奇访苏的高岗提出中共参加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一是“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的不同。他建议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17)可以推断，斯大林这些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尽管他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还不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当时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报告，他直言不讳地说，报告中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经验”。(18)
　　建国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建国仅45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即“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道路”。(19)他在会议期间还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20)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讨论了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中苏决定结盟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上的连接至少表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涉及亚洲的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刘少奇在这个指示中写到：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21)这是“一边倒”严重影响中国处理亚洲事务的认知与态度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一边倒”对中国领导人理解何为外交的直接影响。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建国后的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对外功能就是“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新中国的国家。(22)比较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国领导人分别处理同越南和印度建交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两个案例对于解读“一边倒”的影响相当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越共中央即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访华，争取军事援助和恢复中越两党高层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当时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并考虑向越方提供军事援助。(23)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云南局势时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并要求互相给予外交承认。他告诉毛泽东，政治局开会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至于“害”是什么，电文中没说，只是请毛泽东定夺。(24)毛泽东当天即回电要求刘少奇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华，中方“予以公开欢迎”。(25)刘少奇接电后即通知越方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不过他明确提出“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26)此后，双方很快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1月15日，越共中央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3天后回电，宣布与胡志明的共和国建交。(27)19日，《人民日报》以《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祝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题发表社论高调予以肯定。(28)胡志明则已经踏上亲赴北京求援的旅途。
　　1月25日，胡志明到达武汉。直到这时，刘少奇才从中南局的来电中知道，到访的越南“负责任的”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感到兹事体大，因为这毕竟是要接待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他即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本人来访，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举行“峰会”。28日，刘少奇转达胡志明的一封电报，后者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这样做的好处对胡志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一举实现中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北京的领导人并没有公开到火车站热烈迎接，刘少奇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以便继续保密。当天晚上，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并随后举行了会谈。胡志明对他想要获得的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等。刘少奇表示愿意满足越方大部分要求，具体方案要同毛泽东商量后确定。会谈后，刘少奇打电报告诉毛泽东，胡志明是光脚走了17天才进入中国，知道如去莫斯科往返要个把月，便打算取消这个行程，而且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那样会耽误革命工作。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苏，他说斯大林经劝说已同意立刻接待胡。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说服了斯大林派飞机到北京接驾。(29)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访问期间他有机会被斯大林接见，从披露的会谈内容看，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斯大林已经将援越抗法的重任交给中国，毛泽东也已经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30)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与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31)不过不管怎样，越南已经被带到苏联阵营之中。
　　在同一时间，毛泽东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处理与印度建交问题。建国前后，中国领导人将刚独立不久的印度视为国际反动势力的一部分。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印度政府被定义为“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32)对印度的这种负面评价因当时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而愈加强化。1949年12月16日，缅甸政府致电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莫斯科打电报告诉周恩来，要求对方“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相关问题，他说“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而谈判则是为了保证“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毛泽东的复电既有对缅甸政府的阶级定性，也包括了要求对方派代表谈判的真正目的。(33)21日，周恩来在回电中表示很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通过先谈判再建交来“取得主动”，“并可在谈判中适(原文如此)宕时间”。(34)他当天即复函缅甸政府要求举行建交谈判。此后不久，印度政府亦表达建交意愿，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照此办理。
　　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尼赫鲁本日发来一电表示，唯有同意两国已经建交并采取实际步骤“才能进行有效谈判”，即先建交后再谈判。(35)此后，刘少奇就此事再电毛泽东，提出对印度来电的答复方式，并认为处理方式会涉及同英国的关系。20日凌晨1时，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同意给印度的答复，但对英国的答复“应当拖一下”。显然是因为对刘少奇转达的外交部一些人的看法不满意，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他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因为“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36)他当天晚些时候又发给刘少奇一封电报，专门解释要求与印度等国家谈判建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谈判无非是“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地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进来”。他还认为，拖住它们的好处是“同时也可使美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37)毛泽东将这些国家主动提出与中国建交等看作是想要“钻进来”，既然将印度定义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也就适用于中印建交。在中国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中，也特意不邀请印度代表参加，以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区隔。中国于4月1日同印度正式建交，导致中国很快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在解放军已着手准备向西藏进军。
　　此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先后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定，它们无疑是中国亚洲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长久影响的事件，对此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成果，故不赘述。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时指挥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和越南人民军对法军发起边界战役时，可以想象他心中多少会有“亚洲革命中心”的感觉。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经验在亚洲具有普适性的信念在很长时间里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亚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