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调整了同美国会谈的方案

7月25日，外交部成立了日内瓦中美谈判指导小组，研究中美谈判的有关事情，提出谈判方案，由章汉夫负责。［19］26日，外交部提出《关于中美双方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补充请示》:“原定方案是假定会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故考虑到的某些步骤是为了配合四国会议的。现在四国会议已经结束，这些为了配合四国会议的具体步骤自无必要，因此我们对于将在八月一日开始的这个会谈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对美国的压力，争取通过这个会谈解决一些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关于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更高一级的谈判作准备”，并提出具体方案:“我们仍应在第一次会晤时就提出要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两项议题:一、双方侨民回国问题;二、对中国在万隆所建议的中美坐下来对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进行谈判做准备工作，但某些具体步骤，因四国会议已经结束，自应做相应的改变。例如，假使美国代表声称没有授权讨论第二项议题，我们仍须向新闻界宣布，但不一定在当天会后立即宣布。”［20］这一请示获得批准。

第三，中国完全赞同苏联所倡导的“日内瓦精神”，希望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结束后趁势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认为，“只要双方都具有协商和和解的诚意，首先应该能够使双方平民回国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次中美大使级的会谈也应该像中美双方同意发表的新闻通告中所说的‘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以便对和缓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贡献。”［21］7月31日凌晨，中国外交部发出《关于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指示》，提出对此次会谈的基本方针:“在会谈一开始，即主动宣布我已释放十一个犯法的美国军事人员，取消美国的借口，加强对美国的压力，争取在此次会谈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为中美更高一级的谈判作准备，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处于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位。”［22］同一天，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详尽介绍了中方对中美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4］（pp.121～122）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在日内瓦拉开帷幕。对于苏联在促成中美直接会谈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中国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为和缓亚洲和远东局势所采取的主动的支持。苏联政府一贯为维护亚洲的和平而努力，这种努力对缓和亚洲的局势曾经起了、并且还在起着重大的作用。目前，在日内瓦四大国会议以后，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体现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来和缓远东的爆炸性的局势，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从八月一日起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中国表示“只要双方本着日内瓦会议的‘谈判，而不是武力'的精神，采取和解的诚意协商的态度，那末这次会谈就能为解决亚洲和远东问题开辟有利的途径”。［23］

总之，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苏密切配合，首先是试图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中苏联的行动相配合，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最终，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实现。

三、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实现过程中的中苏关系

第一，　 中苏在促进中美大使级会谈过程中的紧密配合，体现出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特征

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到1955年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在国际场合不断对中国进行帮助和支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虽然苏联关于讨论远东问题的提案被西方三国拒绝讨论，但布尔加宁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仍强调:“苏联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这次会议对亚洲和远东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在承认中国人民的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基础上解决台湾地区问题以及实现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等等都是不容拖延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是不能被漠视，都必须根据亚洲和远东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国际和平的利益加以解决。”［24］另外，朱可夫曾利用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关系，在会议期间多次提到了中国问题。1955年7月20日，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说，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首先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他相信总统肯定也认为一个有六亿人民的国家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没有代表是不正常的……其次是关于金门和马祖这些岛屿问题，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们还没有被讨论，这只会激化中国和美国的情绪，而中国人认为这关乎他们的民族利益。［25］7月23日，朱可夫又向艾森豪威尔解释说，他并不认为中国人想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在耐心地等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给他们一些希望，无疑他们还会继续耐心地等下去……而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尽管首先是谈一些小问题然后才会谈大问题，也会给中国人以希望”。［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