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完善和深化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法，它的原则和精神是各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应尽的法律义务。宪章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联合国组织的主要原则为“主权平等”、“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即和平、平等与合作。它基本上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但联合国宪章还不够完善，仍有它的缺点，主要是显得比较空洞和抽象，它只是为联合国的运作提供框架，可操作性不强，易于被美、苏用来作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因此，在50年代初联合国宪章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卓越贡献，它在如下三个方面完善和深化了联合国宪章精神。

　　第一，在内容上使联合国宪章精神更加充实、完整和条理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平等互利则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前四条基本准则是紧紧围绕着和平共处这一总原则服务的，这就是说，只有实现前面四项原则，才能实现最后一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方法上为实现联合国宗旨、争取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唯一可靠的途径—求同存异。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所谓“求同”，就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所谓“存异”，就是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撇开或放在一边。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还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因此，周恩来主张，在对外政策上，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能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影响国家间的友好合作，相互都不要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不能搞“非此即彼”，在大同中求小异，在大异中有小同，“如果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有外交了”。

　　第三，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联合国宪章的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单纯把主权平等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了出来，但周恩来把平等与互利结合起来，既讲平等，又讲互利，使平等原则进一步向前发展，成为一项新的基本准则。国家间只有政治上讲平等，经济上才能谈得上互利;只有在经济关系中实现互利，在政治关系中才算是真正的平等。如果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没有实际上的互利，平等是不完全的，甚至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周恩来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只有真正建立在平等与互利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才能贯彻平等原则，这比单纯的平等原则更全面，内涵也要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