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是否建交作为援助数额差异的根据。1965年8～9月，中国对已建交的马里发生的水灾捐款人民币10万元。［10］对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智利发生的水灾进行救济时，外交部建议“以不多于对马里的捐助（人民币十万），也不少于1960年对智利的捐助（七万一千人民币）”为宜。［11］最后确定由全国总工会捐赠2000美元，另由红十字会捐助7万元人民币。［12］在这些案例中，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是中国确定对其援助规模的重要参考。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发挥的政治功能

在新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孤立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在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同时还发挥了政治功能，其中包括体现相对道义优势、打开外交局面等。

（一）体现相对道义优势

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对受害国表示同情与支持的行动，有助于塑造援助国的良好形象和道义优势。中国在塑造自身相对道义优势的过程中，经常以苏联作为比较和参考对象。往来电文显示，中国在超过40%的自然灾害援助决策中参考了苏联的援助数额。

在中苏关系比较友好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般采取略高于或略低于苏联援助额的方式体现道义优势。如上文提到的1953年对印度的援助，毛泽东得知苏联援助情况后提高了原计划的援助额。［6］1956年南斯拉夫遭遇雪灾和水灾，考虑到苏联捐款45000卢布，红十字会建议捐款15000～20000卢布，但由于中南建交不久，关系友好，陈毅批示将款额增至30000元人民币，略高于苏联的捐助额。［13］1955年，中国和苏联两次援助印度水灾，中国的救济总额为15万元人民币，超过了苏联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援助额。［14］值得注意的是，对有重大战略意义或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受援国，中国的援助不囿于与苏联保持大体平衡。195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遭遇风灾，中国援助了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布匹和药品等，超过了苏联10万卢布的救济额。［7］而对于与苏联关系更加密切的东欧国家，外交部或指委会则明确要求驻外使馆先了解苏联捐款数额并以之作为捐款上限。在对1957年保加利亚水灾的救济决策中，指委会提出援助“应以少于苏联，且最高额不超过5万元为原则”。［15］

1959年后，中苏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公开化，苏联因素对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决策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中国在决策过程中参考苏联案例的比例从此前的将近一半下降到不到1/3；第二，许多情况下，中国不是以苏联捐助方式和数额为参考，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先行动；第三，使馆报告中详细介绍美国捐助的案例增加。

以1963年救济古巴风灾为标志，中国开始在人道主义援助中与苏联竞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中国和古巴迅速接近。1963年10月古巴遭受风灾，中苏皆宣布援助。中国驻古巴使馆认为，“苏发表援古消息后，古内外修正主义利用此事大肆进行宣传……替苏修在10月危机（指古巴导弹危机——笔者注）时的投降擦粉。”［17］外办关于援助古巴的通报认为，“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表现得很好……严正拒绝了美帝国主义伪善的援助诱饵，现修国家则乘人之危，对古巴施加强大压力。”［18］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以政府名义向古巴捐助了粮食、布匹、建材和生活用品等物资，以红十字会名义捐赠了50万元人民币和价值50万元的医药物资，部分驻外使馆也向古巴驻当地使馆捐款，民间亦出现自发捐款（对群众捐款最后都做退回处理），据外电称总额达100万美元。苏联起先援助古巴11万卢布（约合9万美元），得知中国援助额后又有所增加。中国驻古使馆向外交部报告：“据外电评论，苏联并不是真愿意大力援助古巴，而是想同我国的援助‘竞争’。”［19］1964年蒙古遭遇雪灾，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在给外交部的函电中批评“苏联虽已宣布给予支援，但急需物资不多，看来不大顶事”。［20］

除与苏联比较外，中国亦强调与美国的道义优势相比较。在一些有关援助的电文中，中国承认难以与美国的援助力度比肩，但强调中国的善意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认为受援国能够认可。

（二）打开外交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一度面临外交孤立：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限，经济上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周边一些建交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顾虑。这限制了中国与许多国家官方途径的交往，也使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易处理。因此，中国需要通过非官方途径（如灾害援助）打开外交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