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以后，两极格局结束，美国整体的对外政策开始缺乏明确的目标，这使得1979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对华政策的一致性遭到破坏。基于这方面的战略考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化与日俱增，使政策呈现出趋于复杂的特征。总体来讲，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并且美国大公司在华利益不断扩张，再加上国际贸易体制的约束，美国政府仍然维持了友好的对华贸易政策。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1年。
利益集团的作用
克林顿执政时期，行政部门开始同利益集团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友好的新型关系，这可以从行政部门同人权组织关系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在克林顿上任之前，人权组织经常与行政部门发生争执，阻碍其政策的推行；而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人权组织对内阁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而且内阁还积极地向这些组织寻求政策建议，相当多的建议成为了内阁提出的议案的组成部分，一些国会议员还成为人权组织坚定的支持者。
此时，除了人权组织积极活动之外，工商业利益集团也大举行动。拥有上千个成员的美中贸易商业联盟，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商业利益集团同国会紧密联系，有效地影响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
中国产品和市场的重要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品对美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而且被美国各界所认识。很多美国人发现，如果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或者对中国产品施加严厉的贸易壁垒，将会使自身遭受严重的损失。
另外，很多美国大型企业都十分积极地支持与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并反对单边主义的对华制裁措施。政府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过程中，必然也会考虑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因为贸易战一旦打响，丧失的中国市场份额将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外部制度约束
美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发起者，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因此在推动和参与多边国际贸易规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也要干方百计地维持其“自由贸易旗手”的形象。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GATT/WTO，但中国不断表现出复关/入世的决心，并且国内的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不得不对中国开放市场，以显示其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姿态。
自从中国1991年成为APEC正式成员以来，为了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美国力图在APEC框架内迫使中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更大的减让。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愈来愈明显，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活动出现了逐步向谈判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硬约束的成分逐渐增多。可见，以区域性贸易组织作为推动中国加快市场开放的有力工具，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形成的重要机制。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为了促进双边经贸发展，签订了许多双边贸易协定。尽管1989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呈现出复杂性的趋势，但在《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的约束之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然呈现出大体友好的特征。
一个案例分析
以人权组织为代表的非经济利益集团，不仅巧妙地渗透到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之中，而且在国会拥有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给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将这种压力称为“原则约束”。在“原则约束”之下，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5月发布了一条行政命令，声明人权状况将成为他下一年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依据。其背后则体现着总统对来自人权组织的“原则约束”的服从。但同时，美国总统竞选异常激烈，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曾经批评布什总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软弱，并承诺他将改善这种状况。于是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不得不在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上显示出强硬姿态。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原则约束”和竞选总统的需要导致了1993年5月那条行政命令的出台。
1994年5月，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重新开始。以美中贸易商业联盟为代表的工商业组织采取了有史以来针对对外政策的最具进攻性的游说活动，我们称工商业组织给克林顿总统带来的压力为“商业约束”。在“原则约束”和“商业约束”的双重压力之下，政府也必须进行客观而缜密的思考。很多行政官员（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意识到，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被拒于这个市场之外可能对美国企业在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总体竞争力造成严重影响。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的事实，使政府官员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潜在的未来增长及其刺激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能力。
同时，外部制度的约束也在总统的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商业约束”以及外部制度约束之下，克林顿于1994年5月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宣布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状况脱钩；但总统又不能完全置“原则约束”于不顾，所以还要考虑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而“中国崛起”的事实又使得克林顿不敢过于跋扈，因此他于1994年6月对中国提出了比较温和的人权标准。这次提出的人权标准不像人权组织所要求的那样强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权组织满意，因为其某些立场得到了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