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承森绘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区域一体化思考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变化，区域合作组织和新兴大国呈现出新的活力和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发展，区域体系和秩序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了新动力，新兴大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此外，欧洲、非洲、拉美、亚太等地区又各具特点，为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更多经验和选择。

　　理念——加强地域开放 深化领域协调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连动性和依存性更加突出，各国重新审视和反思了战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在理念和观念上有了新发展，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国际社会日益接受区域合作应当更加开放的理念。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又如，一些原来合作比较单一的地区组织现正向全方位发展，欧盟加强了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合组织从侧重安全向安全、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的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从经济向更多领域发展。

　　区域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地区体系和秩序的建构过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地区更加认识到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足，从而能更加有效地应对诸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近两年来，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组织、南共市等地区组织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作用显著上升，使全球治理主体更为多元，结构层次更加分明。如上合组织坚持打击“三股势力”为国际合作反恐做出了贡献，又如“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东盟参与了二十国集团的2009年伦敦和匹兹堡峰会。由此可见，地区性合作机制和大国的双边和多边协调共同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新兴大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各自地区合作的引领者。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其突出的国际增长力和日益扩大的综合国力推动着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新兴大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地区和全球合作的新纽带，以“金砖四国”和“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机制又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各个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合作，从整体上提高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

　　欧洲——摆脱自保心理 有望化危为机

　　欧洲联盟是战后区域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但在冷战后因过度东扩逡巡不前，宪法危机频频发生，《里斯本条约》屡经波折。国际金融危机在冲击欧洲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增强了欧洲各国的合作意识。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在危机初期多少还抱有“自保心理”，但随着危机力度和深度的加强而日益认识到地区合作和风雨同舟的重要性。《里斯本条约》也于2009年底生效，欧洲“总统”和“外长”就任，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政治、安全和外交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欧盟在当前的希腊债务危机中有“危”有“机”。当前希腊危机只是其中之一。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问题。有数据显示，希腊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超过12%，爱尔兰占10.75%，西班牙也超10%。2010年欧元区总体赤字可能会超过GDP的7%。此外，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四国债台高筑，英镑走势不佳，连锁反应在经济上对欧盟可能会是致命之击。但是,希腊债务危机也促使欧盟加快应对欧元区的体制性缺陷，即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为此，欧盟正在考虑设立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以避免希腊债务危机的重演并在将来抗衡美国的“金融霸权”。由此可见，欧盟只要应对得当，还是有可能化“危”为“机”，更深入地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非洲——强化经济整合 巩固政治稳定

　　国际金融危机对非洲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负面地影响非洲的经济增长、外资投入和能源、粮食危机等。另一方面，危机也增强了非洲联合自强共渡难关的意识和实践，加强了非盟在整合全洲经济、政治和安全作用的功能。

　　一些非洲次区域合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条件下也有进展。2008年，南共体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共体举行首届三方首脑会议，决定着手创建单一经济共同体。三方共涵盖26个国家，占非盟53个成员国的近一半，人口总数约5.3亿，占非洲总人口的57％，GDP合计达6240亿美元。三方此举对于非盟推动实现非洲经济共同体各项目标有着重要的前导和示范作用。

　　非盟在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解决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也在加强。近年来，非盟在解决刚果（金）、马达加斯加、苏丹和索马里等地局势或维和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既强化了非洲的认同感，也对联合国起到了有益的补充，并增强了非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拉美——借机摆脱美国 力求联合自强

　　美洲国家组织向来为美国主导，但国际金融危机深深地动摇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各个次区域合作相当活跃，如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南美洲国家联盟等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与美国毗邻的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及墨西哥对美出口及海外侨汇大幅缩水，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也饱受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之累。拉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反思中加强了摆脱美国经济金融影响和联合自强的意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拉美国家还提议建立与美洲国家组织平行、但没有美国参加的西半球地区组织。2008年底，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提出了关于建立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拉美和加勒比组织的建议。今年2月，里约集团首脑会议暨拉美和加勒比联盟峰会一致同意成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并使本地区在国际问题上享有更多一致性和话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拉美的跨地区合作。拉美国家利用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时机，加大了与欧洲、亚洲的多元化外交力度，借助区外力量平衡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和霸权政策。

　　虽然美国对本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一时还难以改变，虽然本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和发展道路之争还时常发生，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再上台阶的趋势则是明显的。

　　亚太——拓宽合作思路 应对二元结构

　　亚太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国际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通过制造和出口积累的财富形成严重的威胁，并使后者积极寻求有效的区域合作应对措施。亚洲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的清迈协议，正在从双边金融货币合作向多边金融货币合作发展。为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日韩和东盟10国同意组建一个12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储备库，在紧急需要时能发挥提供有效的流动性救市作用，以帮助区域内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外，弱化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亚洲货币互换模式也已成为亚洲金融合作一个重要亮点。

　　亚太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震荡中拓宽了区域合作的思路，区域一体化思想进入新的活跃期，各种建议应运而生。东盟继续强调它将在东盟和中日韩的“10+3”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基于“友爱精神”的东亚共同体设想，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设想把澳大利亚、美国、印度都包括在内，中国则认为本地区的区域合作出现了多机制、多层次、多速度的发展趋势，各方都应该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亚太地区还面临应对和妥善处置地区“二元结构”问题。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有所恢复、乃至增长。奥巴马政府通过反恐战争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重返东南亚”和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强调亚太而不是泛亚合作等战略性和政策性调整，强化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亚洲国家和美国作为双重行为体的“二元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稳定，但也对本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了障碍。

　　严格地说，当前的亚太合作还停留在次区域层面，区域的“泛亚”或“大亚太”意识薄弱，总体合作框架缺失，区内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一些国家存在领土（海）争端，历史和热点问题突出，互信基础不足，民族、宗教和文化和谐程度较低，凡此种种迟缓了“泛亚”或“大亚太”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本文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