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美台关系中个人因素的研究

　　在美国对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美国众多政治、军事、外交人物都起了重要作用。目前，两岸学者已经将美台关系的研究延伸到相关人物的研究。

　　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是两岸学者共同的研究焦点。贾妍、信强及台湾学者赵绮娜分别通过对美国国会“中国帮”议员推动美国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经济援助，阻挠美国承认新中国等事例的考察，认为尽管他们数量不多，但是他们通过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38］赵绮娜还通过详细考察“中国帮”主要代表人物——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的言行，认为史密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主张保护台湾，主要是基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的考虑，以及坚持美国外交的传统思想。［39］台湾学者林孝庭认为，1949~1951年间，蒋介石在军事、“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极度依赖以美国退休海军上将柯克为首的一群“非正式”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充分显示美国政府高层在此一时期的对台政策制定上存在严重矛盾、冲突与不协调；而台湾“国家”政策的这一“私人化”过程，对蒋介石政治生命的存亡与延续产生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也为此后美台军事关系发展起到铺路与传承的作用。［40］张淑雅通过探讨美国蓝钦（大陆学者翻译为“兰金”）“大使”执行美国对台政策的方法、态度及其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后认为，虽然蓝钦在美国对台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影响有限，但他却能够通过执行政策时的偏向，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蓝钦强调“心战”在反共斗争中的重要性，将“反攻大陆”当做“心战”工具，无形中加强了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倾向。［41］

　　六、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近20年海峡两岸关于中美建交前美台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研究问题不断增多，资料运用日益多样化，研究呈现多维展开、纵深发展的态势，但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对比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两岸学者在使用美国档案资料方面存在差距。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在美台关系研究中除了使用已经在大陆出版的《艾奇逊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麦克阿瑟回忆录》等传统资料外，开始使用美国档案，主要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诸卷，其他美国档案的使用基本属于转引性质。2000年后大陆学者使用资料逐渐多样化。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个人档案、美国总统公共档案：约翰·肯尼迪（1961）、国会简报等资料被逐渐应用到研究中。

　　由于台湾学者中很多人有在英美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们对美方相关资料的运用已经由大量使用美国国家档案发展到挖掘个人档案阶段。例如，张淑雅在研究中除了运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各种相关档案外，还大量使用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杜鲁门档案、艾森豪威尔档案、亚历山大·史密斯档案、兰德尔档案、卡尔·兰金档案等。林孝庭则大量使用了胡佛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查理·柯克档案、魏德迈档案、罗伯特·格里芬档案、周以德档案、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档案等。台湾学者对美国诸多个人档案的使用，使其研究可以深入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运作，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者在处理美台关系时的作用，以及诸多二线人物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等诸多问题中去，使台湾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研究趋势。

　　纵观两岸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台关系的研究，还可以看出，尽管两岸学者都搜集运用美方档案资料，但多数忽略了海峡对岸资料的运用。1979年以前的美台关系，并不仅仅是美台之间的问题，主要是中、美、台三方的博弈，任何一方资料的缺失，都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事实的厘清以及研究的客观性。从现有主要研究成果看，2000年以前两岸学者基本以美方档案为研究基础，对己方以及海峡对岸的资料甚少使用。2000年后，局面开始改变。就大陆学者而言，在研究中开始使用台湾出版的档案集、个人回忆录及中国外交部档案和福建省档案。对台湾学者而言，伴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台湾国民党时期的档案资料迅速对民众开放，台湾学者在研究中可以将诸多美国资料同台湾岛内“国史馆”、“外交部”、“国防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国民党党史会等单位所藏档案资料交互使用，互相印证。遗憾的是，尽管两岸学者在使用己方档案方面已有进步，但两岸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对方档案仍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或许与两岸学者获取对方资料的难易程度有关。

　　综上所述，海峡两岸学者对中美建交前的美台关系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首先，扩展研究领域，比如此一时期在美台关系中占重要地位、对台湾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对台军经援助，冷战背景下英国、苏联、中国等因素对美台关系的影响，美国国内其他因素如国防部、中情局、驻日盟军总部（也称为东京盟总）及美国亲台民间人士及组织（查理·柯克、陈纳德、百万人委员会（“百万人委员会”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院外援华集团最著名的游说组织，其宗旨是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竭尽一切可能反对美国政府缓和与新中国的敌对关系，并维护“中华民国”的利益。）等）在美台关系中所起作用等；其次，创新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及理论，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的美台关系。最后，注意搜集美国高校微缩胶片，及时关注国内外众多档案机关和研究机构的相关资料，使用新挖掘的史料研究问题。

　　［ 参 引 文 献 ］　

　　［1］ 刘红：《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1996年第3期。

　　［2］ 吴昆财：《1949年的台湾：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为论述主轴》，（台）《“中华”人文社会学报》2005年第2期。

　　［3］ 刘丽华:《论40~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动性和稳定性》，《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4］ 张淑雅：《一九五〇年代美国对台决策模式分析》，（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0期。

　　［5］ 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

　　［6］ 孙艳红、付平：《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关系之新辩》，《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 林晓光：《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4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

　　［8］ 张淑雅：《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5月）》，（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年第19期。

　　［9］ 牛大勇：《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0］ 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唐小松：《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1963）》，《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1］ 刘晓鹏：《从非洲维持美台联盟：重新检视“先锋案”》，（台）《台湾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2］ 张颖、潘敬国：《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政策探析》，《国际论坛》2004年第1期。

　　［13］ 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台）《“国史馆”馆刊》2009年第19期；唐小松：《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4］ 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国史馆”馆刊》2009年第21期。

　　［15］ 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台）《“国史馆”馆刊》2009年第19期。

　　［16］ 梁志：《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7］ 顾宁：《肯尼迪政府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始末》，《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18］ 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9］ 吕迅：《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吕迅、吕菲：《美国政府与一九七一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温强：《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0］ 张绍铎：《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1］ 张绍铎：《美国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2］ 王正华：《蒋介石与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国史馆”馆刊》2010年第26期。

　　［23］ 陈长伟：《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

　　［24］ 张绍铎、胡礼忠：《“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西非亚洲》2009年第3期。

　　［25］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19页。

　　［26］ 张淑雅：《〈“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结盟过程之探讨》，（台）《欧美研究》1994年第2期。

　　［27］ 粟国成：《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军在“华”地位协定〉之签订》，（台）《东吴政治学报》2006年第24期。

　　［28］ 刘晓鹏：《检视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中”美军事同盟关系》，（台）《复兴岗学报》2007年第89期。

　　［29］ 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0］ 温强：《试论尼克松对华决策机制及其面临的内部反弹——以对台军援问题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

　　［31］ 张淑雅：《台海危机前美国对“外岛”的政策（1953~1954）》，（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

　　［32］ 余子道：《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中的“外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3］ 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第36期。

　　［34］ 张淑雅：《安理会停火案：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一》，（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

　　［35］ 余子道：《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6］ 赵学功：《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台湾海峡危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王栋：《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37］ 王栋：《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38］ 贾妍、信强:《从“中国帮”到“台湾帮”：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与美台决策》，《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5期；赵绮娜：《美国亲国民党政府国会议员对杜鲁门政府“中国”政策影响之评估》，（台）《欧美研究》1991年第3期。

　　［39］ 赵绮娜《美国参议员史密斯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台）《台大历史学报》1994年第12期。

　　［40］ 林孝庭：《私人化的“国家”政策：蒋中正、查理·柯克与1949~1951年间的台美军事与安全关系》，台湾“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委托2010年研究报告《迁台初期的蒋中正（1949~1952）》，第322~360页。

　　［41］ 张淑雅：《蓝钦“大使”与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国对台政策》，（台）《欧美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