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美台军事同盟问题的研究

　　对于美台军事同盟问题，两岸学术界关注点不同。例如，有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贾国庆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中美关系的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该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相反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重申了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利益执行分裂中国的扶蒋反共政策。［25］张淑雅认为，对美国而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是维护台海两岸现状的不完美方案，台湾当局希望由此获得较长期、较稳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希望以条约的形式在国际地位构架中取得美国“盟邦”的地位。同时该条约的签订也暗示美国承认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的“主权”，具有相互平等的形式。［26］

　　台湾学者粟国成通过研究1957年“刘自然事件”（1957年3月20日，美军顾问团上士罗伯特·雷诺无故将国民党少校军官刘自然开枪打死。由于美军在台官兵及其眷属享有“外交豁免权”，美军官兵犯法只能由美军在台的“军事法庭”审判，台湾当局无权过问。5月23日，美“军事法庭”宣布雷诺枪杀刘自然系“误杀”，并以“罪嫌不足”判雷诺无罪，予以释放，并称此为定案，不允许上诉。消息传出，台湾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抗议。5月24日，刘自然的妻子来到美驻台“大使馆”门前抗议。在场民众无不群情激愤，他们围攻了美国“大使馆”。除“大使馆”外，美国其他驻台机构包括美国新闻处，也遭到台北市民的围攻，被捣毁。开始，台湾当局只是作壁上观，但后来发现事态失控，急忙调集大批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晚9时，台湾当局宣布实行“宵禁”，并调集3个师的兵力进入台北，协助警察和宪兵抓捕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五·二四反美爱国运动”终遭台湾当局血腥镇压。），检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他认为“刘自然事件”并没有使美台关系破裂，但是此事件促使美台双方都开始正视美军人员在台的“治外法权”问题，从而直接促成了1965年8月《美军在台地位协定》的签订，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27］台湾学者刘晓鹏通过整体考察50~60年代美台军事交往后认为，通常学者将50~60年代的台湾当局视为美国的附庸，可是台湾当局更像美国雇佣的保镖或者说低薪劳工。台湾当局只有努力地保卫美国利益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同时，由于美国大规模军援台湾，让台湾拥有了较为现代化的兵力，造成台湾当局对本身的认知与行为仍为“大国”，致使理想与现实出现偏差。［28］

　　美国给予台湾大量的军事援助是美台军事同盟的一项重要活动。杜继东对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对台军援做了初步研究。他认为，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海、陆、空得到较好的改造，实现了现代化，拥有了与大陆隔海对峙的军事资本，但是台湾当局在接受美国军援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其约束，形成对美国的依赖局面。［29］温强则认为，美国自约翰逊政府时期已开始削减对台军援。基辛格访华前，美国从过去的无偿援助为主过渡到以军事销售为主。基辛格秘密访华公开后，美国军方、保守派、亲台势力向白宫发难，台湾也借机迫使美国补偿并强化了自己的空军。［30］

　　四、关于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的研究

　　1949年至中美建交前一共爆发三次台海危机，即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九三炮战”），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台湾方面称为“八·二三炮战”），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也有学者直接略过曾使两岸一度面临军事冲突危险的1962年台海危机，直接将1995~1996年台海危机称为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一直是两岸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张淑雅通过考察艾森豪威尔政府前两年（1953~1954年）的对台政策，对一般认定美国有决心防卫“外岛”（“外岛”主要指相对于台湾岛而言的金门和马祖，其特殊地位使之数度成为台海危机的焦点。）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她认为，“外岛”问题从浮出台面到变成主要冲突焦点，美国的“外岛”政策也历经从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前的逐渐加重协防责任到危机爆发后的不愿意武力协防，甚至希望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从“外岛”脱身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大陆在“外岛”问题上占有优势。［31］余子道认为，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形成对“外岛”的基本政策：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台澎不落入中共手中；美国对防卫“外岛”不向台湾当局做任何承诺，除非中共军队在对“外岛”进攻的同时也对台澎发动攻击，或者对“外岛”的攻击是进攻台澎的前奏，否则，美军不介入保卫“外岛”的战争。同时美国又刻意保持“外岛”政策的灵活性与模糊性。台湾当局则着眼于“反攻复国”的基本政策，视“外岛”为生命线，竭力坚持以重兵保卫“外岛”，要求美国承诺协防任务，直接参与防卫“外岛”的军事行动。由于美台双方的立场不同，因此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台间的博弈无不贯穿着各自的政策意图，呈现出既互助协动又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32］

　　郑永平详细分析了三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台的政策互动后指出：经过三次台海危机，现存的台海两岸相互对峙的战略格局基本定型。美中两国和台湾当局经过多次较量，对彼此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目标、立场、政策乃至具体策略逐步了解。其中，由于美台的目标相差较远，台湾当局在三次台海危机期间对美国的政策是既屈从又对抗，有时甚至态度强硬。［25］（pp120~166）张淑雅在仔细分析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政策的态度后，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由于担心蒋介石趁机扩大冲突，美国要求台湾当局不可凭武力硬性“反攻”，而是要“待机反攻”；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将“待机反攻”的想法进一步推演，构思了让“反攻大陆”精神化的说辞，要台湾当局扮演中国文化的守卫者，以争取大陆民心，为日后重掌政权打下基础。实质上，美国从未打算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但为了牵制中共，一直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33］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曾想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火的方式解决这次危机。由于最终没有具体结果，两岸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不深入。张淑雅通过解读英美双方的外交档案以及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的档案，对“安理会停火案”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与分析后认为，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只希望通过“安理会停火案”维持台海现状，并不想费太大力气根本解决“外岛”问题，因此“安理会停火案”完全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而英国则认为该案偏离了自己的对华外交政策目标，而且最终连决议案都没能交议，美国想让安理会为美国政策背书的愿望也随之落空。［34］

　　对于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余子道认为，此次台海危机之所以流产，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权衡战略全局，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府动员军民，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同时在外交战线实行“以美制台”策略的结果。［35］赵学功和王栋则认为，由于中美两国都对华沙渠道给予重视，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华沙谈判代表的沟通，双方都认识到制止蒋介石冒险行动的重要性，这为化解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36］王栋还认为，1962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战略模糊”混合“双重威慑”的策略逐渐成形，该策略是构成冷战期间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