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在有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中，1961年和1971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年份。两岸学者经过研究，一致认为，1961年初掌美国政权的肯尼迪政府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自1951年始一直坚持的“延期审议”政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美国的一些盟国也纷纷要求正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致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策划通过让蒙古加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于台湾当局而言，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是一场重要的“外交战”，关系到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存亡。因此，美台在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的博弈中，蒋介石持强硬立场，坚持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投否决票。经美国的强力劝阻，双方几轮讨价还价，台湾当局在“顾及肯尼迪的威望和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的理由下让步”，以放弃否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换得美国对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13］当然，对于美台双方的博弈，两岸学者看法不一。台湾学者王正华认为，在此次美台博弈中，由于蒋介石在当时反共阵营中的地位，使得美国不得不对其妥协让步。［14］但是，放弃否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对蒋介石而言是愤慨的，此后台湾当局的“外交路线”不是趋向更弹性而是走上更保守的路线。［15］梁志认为，在这次美台博弈中，由于美国在美台联盟中相对较少的依赖性，能够以威胁和允诺的双重作用迫使台湾当局妥协；而台湾当局也绝非完全被动，它同样会在关键时刻制造出一个僵局，逼迫美国继续让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并非来自台湾当局本身的实力，而是源于美国人眼里台湾地位的“极端重要性”［16］。顾宁认为，1961年肯尼迪政府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在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上届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推行的对华政策。［17］牛大勇则认为，表面上看美台关系的这场危机是以双方的妥协而结束，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台湾当局几乎满载而归，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而肯尼迪政府至少丧失了两项战略利益：调整对华关系的灵活性及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8］

　　对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原因，大陆学者认为，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但由于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构成的决策核心在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是与北京改善关系，根本不顾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反应，再加上两人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美国国务院系统毫不信任，从而造成美国政府严重的信息脱节，使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一系列战术失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张绍铎认为，由于蒋介石一直秉持在联合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使得那些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实质上倾向于默认“双重代表权”的台湾高级“外交官”，难以向蒋介石进言，无法配合美国行动，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成为必然。［20］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只要北京不让步，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必然的结局。［21］针对台湾民众认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是蒋介石实行“汉贼不两立”政策所造成的“外交”失败这一普遍观念，王正华指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实与台湾当局各“邦交国”有密切关系。大陆利用建交要求对方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要建交成功，台湾当局就不得不与之“断交”。蒋介石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是蒋介石面对“外交”困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强调意志的力量，以突破难关。［22］

　　作为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密切相关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援助非洲农业技术问题也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陈长伟认为，60年代约翰逊政府为了在联合国维持“纳蒋排共”的局面，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提案”。可台湾当局认为支持“研究委员会提案”就是对自己“合法”国际地位的挑战，因而坚决反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美台双方共同认识到要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就必须积极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因而美国同意根据参议院农林委员会制订的一项食物援助法案（PL480）第一款与台湾当局签订协定，为台湾当局对非洲农业技术进行“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构成60年代中期美台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23］张绍铎则认为，虽然美台双方试图通过对非洲国家进行农业技术援助，以改变非洲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投票取向，但非洲国家的投票取向受其自身政局演变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使美台的希望落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