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毒品外交服从于其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需要，转移了对非法毒品生产主要源头的注意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美国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之下，在缅甸、老挝和　  泰国的边境交界处种植鸦片，“金三角”作为世界新的毒源区迅速崛起，遗祸至今，正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代价之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翌年2月14 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签字，中苏结盟使杜鲁门政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遭致失败。在“失去中国”令美国政府和民众倍感失落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也随之加剧。1950年2月9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美国国务院内共产党奸细的成堆的材料，反共声浪更是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更加剧了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敌视，亚洲冷战不断升级。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毒品沙皇”哈里·安斯林格积极地调整策略，把中国与毒品联系起来，借助媒体“妖魔化”新中国，还企图通过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将其对中国的想像国际化，充当美国对华冷战外交的急先锋。这种错误认知的产生过程既是冷战意识形态支配下恶意建构他国形象的结果，又是借助冷战隔离强化霸权统制的产物。

　　别有用心的安斯林格

　　1930年，哈里·安斯林格开始担任联邦麻醉品局首任专员，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32年，同时兼任美国驻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及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代表，直至1970年，对于美国国内的禁毒政策和全球禁毒体系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51年5月1日，安斯林格开始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上无端指责中国政府走私毒品，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其走私。以此为肇端，指责中国生产和走私毒品，成为他在麻醉品委员会的要务之一。

　　随着全球冷战的升级，安斯林格不仅把美国国内毒品问题的恶化同中国相联系，而且开始把麻醉品和其他新型毒品视为中国在亚洲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新型武器，1953年、1955年和1957年，他三次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言之凿凿地声称，中国每年生产6000吨的鸦片，而大部分是以海洛因的形式走私到西方自由世界，中国应该为美国西海岸的青少年毒品成瘾人数的增加负责。与此同时，他还宣称，中国正在使用毒品获得巨额的“硬通货”，以建设和维系其战争武器，进而推进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

　　不言而喻，共产主义扩张更容易激起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1954年，7名国会议员在全院会议上历数共产主义的“罪恶”，而他们所谓的确凿证据或者是直接引用安斯林格的话或者．是引用安斯林格写的文章，这些均被写进了《国会记录》。无怪乎，著名的美国毒品外交史专家约翰·麦克威廉姆斯指出，1955年，担心共产主义者使用皮下注射器而不是原子武器进行颠覆成为华盛顿政治家主要关注的问题。

　　“妖魔化”中国

　　安斯林格的这些言论正好迎合了媒体的需求，从他1951年第一次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指责新中国开始，媒体就开始争相报道。安斯林格的言论成了《纽约时报》负面报道中国“毒贩”形象的重要素材。输入“安斯林格”和“中国”两个关键词在《纽约时报》数据库的全文中搜索后发现，1949年至1969年间，共刊发了26篇文章，这些文章都配以醒目的标题、引用安斯林格的言论诬蔑中国非法贩卖毒品。经过这样的报道与炒作，中国俨然成了一个非法毒品的生产、制造和贩运国，而且建立了一套由中央政府部委直接指挥、运转良好的走私网络，向西方世界贩运毒品。

　　媒体的炒作是冷战中错误认知生成和普遍人的关键环节，因为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一时期报刊仍是他们获悉与中国相关知识与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这样的观念一旦形成，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会逐步地“结晶化”。

　　尽管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美国指责中国用“持续20年的计划以在自由人民中扩大毒品成瘾”，这些“妖魔化”的宣传更多地是基于反对敌国宣传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毒品走私的确凿证据。然而，在当时，却鲜见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为中国正名，道格拉斯·金德和威廉·沃克三世因此指出，毒品管制、冷战和本土主义的结合使联邦麻醉品局成为了美国反共产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斯林格也借机成功维系着他苦心经营的以联邦麻醉品局为依托的禁毒大厦。

　　养痈遗患：金三角的崛起

　　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是安斯林格及其同盟军“出口”其错误判断和理念、在国际社会中伤中国的重要平合，阻碍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这些子虚乌有的报告在当时都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例如，1952年5月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的一篇通讯中，对安斯林格在呈递给麻醉品委员会的报告中指责中国走私海洛因“颇为诧异”，“安斯林格报告所述的事情显然与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不符的。”同样，苏联代表也曾多次表示：美国的论点是“错误的、诽谤的、捏造的和无根据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果断的、最严厉的禁止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政策”。事实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就向毒品宣战，而到1953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无毒国”。

　　而对于这些诬蔑与诽谤，中国政府同样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稿》和《新华月刊》等新中国的喉舌，多次指责“安斯林格就是一个诬蔑中国贩毒的造谣专家。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这位专以谎言来麻醉世界人民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年年都要寻找机会把他那套特殊的麻醉品拿出来贩卖一通，特别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麻醉品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造谣诬蔑中国”，而中国外交部同样严词抗议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诬蔑我国向国外私贩毒品”。

　　冷战宣传造成的错误认知，致使中美两国不但没有能够在冷战对峙时期开展有效的禁毒合作，而导致两国在较长时间内的禁毒冷战，而且中国在全球禁毒体系中合法的席位也因此长期被台湾当局所霸占。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毒品外交常服从于其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需要，结果是转移了对非法毒品生产主要源头的注意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美国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之下，在缅甸、老挝和泰国的边境交界处种植鸦片，“金三角”作为世界新的毒源区迅速崛起，遗祸至今，诚如英国学者戴维·比利——泰勒所言，这也正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代价之一。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