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深入了解雪莱的人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知道这样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便出自江枫所译雪莱《西风颂》。

　　江枫今年80高龄，他作为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可以说是当代我国文化生活中有点独特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学识渊博，思想开阔，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一个历经风雨而巍然挺立的智者。

　　我们要进入江枫的内心世界，不需有什么过渡。见到江枫，你很快会明白，这是一座山峰，巍峨、挺拔、刚直，爆发力与蓄积量绝非我们预先的想象，而且，你也会意识到，他还是一片辽远开阔的平川。与他交往，不存在年龄的障碍、言语的阻隔、更没有不同出身的面纱，诗人率直而热情澎湃的性格，小区街坊般的平易、家常与亲善，不能不让你对他倾心而谈。他的那些翻译作品，由于追求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往往都能完美呈现诗人、作家的神采，他的论文、演讲，把自己的心掏给读者和听众，与他交往你会深受感染，与他交谈你乐而忘返。

　　60年前，在新中国已经露出黎明曙色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江枫正在清华大学沐浴于学术星辰播撒的光照中，曹靖华讲授的俄文、盛澄华讲授的法文、周珏良讲授的浪漫主义诗人、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都能使他陶醉，但他浑身激荡的青春血液却让他做出了另样的选择。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感召，文学青年江枫毅然从清华西校门走出去，投笔从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四野一个师的一名记者，真正“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参加了解放华中华南的战役。

　　回顾往事，自称劳动者的江枫，为自己诚实而勤恳地劳动了60年而自豪，他说：“我作为军人和退伍转业军人，在国内、在国外，作为个人、作为代表，我忠诚于我的国家和生我养我的民族。”他还说，“我分享过一个复兴民族的欢乐，也分享过一个不成熟新国家不应有的苦难”，但是在这个使他忙而忘忧的时代，极少听到他提那些“说来话长”的苦难。

　　“文革”劫后余生的江枫，积极投入文学解放和新诗歌理想的重建活动，他为成批年轻诗人的崭露头角由衷高兴，当风雨来袭时，诗人对他们的成长表现出少有的古道热肠。他深信，文学要能有健康兴旺的发展，必须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想。他常在诗歌界的集会上宣扬，诗歌创作，像惠特曼所言，应该自由而多样。

　　作为翻译家，江枫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艺术创造成果，在翻译时，相对于“说什么”，“怎样说”更为重要。他提出的“形似而后神似”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受到广泛赞誉。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江枫敢于挑战国内外名人和权威。他坚持真理，始终如一，同样也为文化界的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

　　1995年，江枫老师得到翻译界的最高奖赏——他成为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其实，对他翻译道路意义的评价，远非这个奖所能表达。作为我国一位有追求、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走上翻译之路，既非率性而为，也不是创作外的补充，而是出于承担文化传承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优秀诗人涌现的现实，已经有些诗名的江枫陷入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写诗就应该写有影响的诗，“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为什么还要写，还不如趁着有口气，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他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稿约多起来的译诗。”

　　从此，他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他和一批同道一起，形成了新时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和其他翻译家同道们以共同的译诗劳绩，催生了一个如卞之琳所说“译诗的成年”。

　　江枫老师坚持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务，文学翻译应该既忠实于原作内容，更忠实于原作之艺术形式，以再现原作的神韵，他认为，“形似而后神似”是文学翻译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对于诗和几乎是诗的散文，必须紧扣原文，尽可能不增不减，有所增笔有所减；必须读懂了再译，不懂就译，必出天书！”这是《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一书关于翻译问题的核心观点之一。在翻译理论建设上，江枫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推销外来理论，而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异说、新说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

　　智者，一定是文化担当的执著坚守者，在关乎民族文化发展前途的语言文字问题上，江枫坚决捍卫中华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和一些有代表性外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字事实，他论证了“文字是与语言密切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是所谓“记录语言的符号”。他打通中西文化壁垒，根据各国文字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做出了“拼形表意，为世界各国文字发展共同方向”的重要论断。希望他这种植根于严肃探索的创新之论，有助于我国的语文教学和改革摆脱不适当的僵化理论羁绊，走上更加符合汉语汉字特色的道路，获得应有的健康发展。衷心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