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在于人们对文化界定的多样性，而且表现在：文化作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生存方式，并不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存在领域或存在形态，而是渗透于或内化在人的存在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之中。正因如此，不同研究者对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做不同的划分，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或侧面可以做不同的强调。例如，我们在这里可以试着比较粗略地把文化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或侧面：第一个层面是表现为文学、舞台艺术、造型艺术、广播电视、影视作品等的文化，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通过自觉地再现或再生产而形成的作为具体产品的文化；第二个层面是由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礼仪民俗等代表的，作为特定时代个体的、群体的行为规范的自在的文化；第三个层面是特定社会倡导的主导型价值理念、伟大的精神形态的自觉的文化；第四个层面是以文化模式、文化类型等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内在机理、图式和驱动力的文化。

　　根据上述关于文化的表现形态或存在形态的这种比较通俗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理论界所出现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哲学，实际上与对文化不同侧面的强调和对文化哲学的不同的价值定位密切相关。例如，一种文化哲学比较多地依托文化学、人类学的成果，在哲学的层面上集中探讨习俗、习惯、宗教、神话，以及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进化等文化现象，我称之为“实证性的文化哲学”；第二种比较典型的文化哲学集中探讨宗教、艺术、哲学等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研究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形态、文化的规律等理论性命题，我称之为“知识学的文化哲学”；另一种文化哲学强调对于主导型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的研究，特别是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可以称之为“价值论的文化哲学”；而我所主张的“范式性的文化哲学”则侧重于关于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的研究，即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内在文化机理、图式和驱动力的研究。

　　不难发现，这几种比较典型的文化哲学彼此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和相互交叉的主题，从深层次讲都是围绕着作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生存方式的文化而展开的。但是，还必须看到，由于侧重点和价值定位不同，它们之间还存在许多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对“范式性的文化哲学”和“知识学的文化哲学”的简单对比来说明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中，知识学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比较有影响的形态，其特点是把文化视作经济、政治之外的独立的、给定的实体性存在，在学理上揭示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的普遍规定性和基本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朱谦之先生的《文化哲学》是这种类型的文化哲学最有影响的力作。朱先生也研究文化的冲突、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是探讨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这四种知识生活上的文化类型，他认为不同的民族往往偏重于其中的一种类型，而最终各种文化都会朝着艺术的文化类型演进。这里明显侧重于探讨文化自身的规定性和发展演变。因此，“知识学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人们所说的部门哲学。相比之下，“范式性的文化哲学”虽然也离不开实证性的、知识学的、价值论的文化哲学主题，但是，其最重要的价值定位在于：它不是一般地在哲学的层面上观照和探讨文化现象，不是为了揭示文化自身的机理而探讨文化，而是侧重于探讨社会历史的内在文化机理，因此，这种文化哲学不是一种部门哲学，在它的视野中，文化与政治、经济等不是外在的“谁决定谁”的决定论问题，而是内在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严格说来，这样的文化哲学不是单纯的研究文化问题的视角，而是研究人的存在和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的一种独特视角，也是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文化批判视角，因而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解范式和历史解释模式。

　　断言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是强调在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解等基本的哲学问题上，文化哲学力图超越传统意识哲学所固守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立场和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范式，真正回归到人的存在、人的实践的丰富性和多元差异性，回归到以主体间性为内在机理的生活世界；断言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解释模式，是强调文化哲学反对意识哲学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去剪裁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把历史内涵简化为生产方式、经济、技术等几个决定性因素的做法，充分肯定和恢复文化的丰富性、差异性、多样化内涵，肯定历史发展的多样化道路。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是一种受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进化论和线性决定论进程，而是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