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