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当代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并愈来愈呈现其“显学”之势，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得到整理与发掘，一大批国史专著、教材陆续问世，研究论文数以万计。国史研究的体制化进程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与专业人才的培养陆续展开，专业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中微观研究，他们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本文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试作总结评述，以期推动当代社会史的建设与发展。

　　一、总体史的诉求:“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1］。张星星分析这种状况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最初是从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时期研究中分化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研究，偏重于国家的重大决策等倾向”。［2］事实上，这一状况在2001年时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上，在讨论国史研究的视野问题时，就有学者提到了国史研究在社会史领域的拓展问题。［3］如杨凤城指出，国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要注重社会各阶层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4］针对近几年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之势，田居俭专门撰写了《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一文，极力呼吁加强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因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4］张星星亦同样倡导，“我们今后将进一步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视野，加强对社会生活等薄弱领域的研究，突出国史的‘通史'特点，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更加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景。”［2］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的关系最近两年也成为学界热点①，很多学者努力跳出传统研究中国史与党史不分家的误区，竭力摆脱政治史范式而进行新领域开拓的努力。如在强调二者之间研究内容的区别时，有学者论证道，“社会领域里的某些变迁，例如人口、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尽管与中共党史或多或少地也有一定关联，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却不可能专门研究”，但是“这些对于国史研究来说，不仅是可以研究的，而且是必须着力研究的”。［5］这些来自国史学界的声音发人深省，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总体史诉求。所谓总体史意即全面的历史，是指全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②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既代表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人的总体史诉求，同时又为深化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即为拓展研究领域、填补国史研究中的盲点，提供一个较为宽阔和相对全面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层面，亦有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当其时。因为“从中外史学研究的运行轨迹考察，大体上总是政治史先行，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至，社会史最后登场”［1］。国史研究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转向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新世纪新阶段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而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不仅必须，而且也正是“社会史研究中题中应有之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