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问题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性，是一个既十分敏感又绕不开的活题。近15年来，学术界主要在如何正确认识周恩来的失误及其发生失误的原因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研究者认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失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回避，更不能护短。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吗？当然有。而且在那种“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处于他的那种地位，不犯任何错误倒是不可想象的事。要举出他处理不当甚至完全错误的人和事，那是可以举出不少的。至今还有人对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也有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有些老同志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有些不满，甚至带有怨气。例如，周恩来有时也跟着喊一些不该喊的口号，参加一些不该参加的批斗会，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等等。这也是事实，不无道理。但是从历史的大背景看，设身处地来分析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消除对周恩来同志的误解，减少一些怨气。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265～266页。
　　其次，研究者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脱离当时特殊的具体历史环境。有论者指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行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当时很多的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秩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泽东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如果不弄清楚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宋平：《怀念周恩来同志》，《话说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不少研究者还从早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视角来分析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失误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人都有弱点，而且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周恩来自己曾说：我的好学和好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时，他在重庆又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也有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周恩来曾说：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对我来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举轻若重。金冲及：《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当然，在周恩来的“忠”里也包含对党的领袖迷信的“愚忠”，是其“忠”的思想的消极成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后期一再遭受疑忌的时候，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既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关，更与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的迷信有关。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07~408页。笔者认为，导致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性格方面的特点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有些类似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我剖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充任领导者、决策者；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他一是帮助制造“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难辞其职；二是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不可能拖10年之久，因而，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理由是：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狂暴做法，根本谈不上“助纣为虐”。所谓“帮凶”，即帮助行凶作恶者，从政治层面言，周恩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法制层面讲，周恩来与那些事根本不沾边，因此，何论“帮凶”呢？！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有目共睹的。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实在有悖于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12～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