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理解到拥护和赞成，在矛盾和困惑中被动跟进，再到限制和抗争。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具体发展过程，研究者的理解则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开始阶段，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第二阶段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地跟进；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过程是互相交错进行的。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跟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研究者还认为，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疯狂和暴烈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痛苦，并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第2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他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他从未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不可能对这场“革命”公开地表示反对，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的话。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但是，造乱的势力太大，治乱与造乱的斗争，是他一生的经历中所从未有过的艰难。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95页。
　　尽管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觉醒比较早，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并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也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使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二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促进的。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二是由于已经形成的反修防变时代特点和大环境；三是缺乏实践检验。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学者们还认为，虽然周恩来没有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做恶者以打击。”“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序第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的斗争采取了一种不追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而是后发制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斗争并不主要以激烈的形式表示，往往表现出一种调和的表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协调又可以成为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协调中包含着斗争，斗争的结果又促进了协调。杨先农：《浅析周恩来减轻“文革”错误的对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周恩来本人来说，选择拍案而起比选择忍辱负重更轻松，更容易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但对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说，选择忍辱负重比选择拍案而起更稳健，更有利。两相权衡，周恩来选择了忍辱负重。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和策略，自始至终充满荆棘和旋涡，也伴随痛苦和折磨。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学术界对所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保”和“顺守之道”这种论调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是为了“自保”；他说的那些“违心”话、做的那些“违心”事，也是为了“自保”。“顺守之道”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哲学。的论调也进行了批驳。有学者认为，忍辱负重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品格，也是周恩来所以为“周恩来”的个性化特征。“保持晚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提出的操守理念，也是他后来的行为准则。周恩来的这种操守理念和行为准则，是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不是明哲保身、“自保”为己。就整个“文化大革命”言，就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总的关系言，周只能“顺守”，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和毛泽东犯了大错误；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和破坏而言，他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不断地“治乱”，尽量减少损失，尽量减轻灾难，也可以说他没有“顺守”。因此，笼统地讲“顺守之道”是周恩来的政治哲学，是不科学的。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24～428页。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智慧，管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董俊山：《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期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和态度的研究，尚有待加强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