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梁从诫参与创办了《百科知识》月刊，透过读者来信所反映的乡镇企业污染状况，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梁晓燕是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时期的老搭档，她说，1990年代初的社会生活沉寂，很多人关怀国家、社会，但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媒体报道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北京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此时的梁从诫早已于1988年放弃公职，应聘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随后他力促以中国文化书院为挂靠单位，组建了大陆第一家民间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of Nature)。他曾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呼吁英国方面制止藏羚羊非法交易，得到布莱尔的会见支持；他也曾向正在访华的克林顿送上濒危滇金丝猴照片，令克林顿笑称滇金丝猴是他的表亲。

　  这一系列的民间环保外交，使得梁从诫在环保领域声望日隆，被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但现实的无奈随之而来。当梁从诫站在像酱油汤一样的黑水面前，质问县长为什么不关闭污染工厂时，县长说，厂子养活着一万多人，关了谁养活他们？梁从诫哑口无言。

　  在宁夏西海的干旱地带，他看到一对姐弟挖发菜，明知挖发菜对脆弱的地表是伤害，但是他无法去要求他们放弃这个仅有的谋生方式。梁从诫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三代都是爱国者

　　梁启超论战无数，但世人对于梁启超后来在民国中的政治表现，并无特别记忆之处。有评价称，梁启超当财长，任内未兴一利，革一弊。前清遗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善培曾说，梁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而在梁思成，当他与陈占祥就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共同提出保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时，与苏联专家的想法发生碰撞。梁思成与他的父亲一样，选择了论战。但论战毫无意义，社会主义中国要参照莫斯科经验，这在当时是时事所致。

　　专研于一隅，不解建筑与政治之间勾连的梁思成，又从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排斥领袖希望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烟囱的想法，而且当着北京市市长吴晗与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保护”。随后在一次扩大的国务院会议上，吴晗起身指责梁思成是老保守，梁思成当场痛哭。

　　到头来他还被红卫兵打倒在地。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能阻止美军轰炸日本奈良、京都这两座历史古城，倾尽全力，却保不住自己首都的一块城墙砖。这令人扼腕的结局，其实也与他的学识无关。

　　梁从诫这一辈，也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论战传统，以及不畏当权者的姿态。2005年一场“自然是否需要敬畏”的大讨论，在梁从诫与何祚庥之间展开，随之波及整个科学界。在此前2001年的“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梁从诫也与北京市某位领导针锋相对，最后领导拂袖而去。

　　1990年年代初，梁从诫由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邀请，至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 West Center）新闻传播研究所参加研讨会，与旅居美国的学者曹长青有过一次恳谈。在这次边吃饺子边看苏联巨变电视转播的谈话中，梁从诫说，梁家三代人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