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红学梦魇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乎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若水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

　　风向又变了。批判胡适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心情。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劈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时，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俞平伯倦说红楼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白发老人回首前尘旧事，真像梦幻泡影，正如《红楼梦》中的偈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是，那历史的伤疤，时代的风雨，批判的阴影，真的能被时光的流水全部带走吗？

　　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载俞平伯晚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却念兹在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

　　（本文摘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