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此文发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第9期。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了。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中宣部、《人民日报》、中国作协等有关领导，刚开始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文革”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解放后，江青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

　　学者徐庆全从信札研究人手，分析了周扬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的关系问题，周扬和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开展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最初都有不同的看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就引发了与其中很有关系的江青的矛盾冲突，也为后来周扬、邓拓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