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公木（后二排左六）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合影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

　　　　　　　　　　　　　　　　　　  毛泽东凯丰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数月后，公木从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调转鲁艺文学系做教员，见到院长周扬，笑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

　　青年时代，公木曾与鲁迅有两面之缘，因此作为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队时间理应提前12年。

　　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第二年，19岁的公木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应邀来大学演讲，他挤在“风雨操棚”的最前排，看得非常仔细。“那双很深很俊利的眼睛，那两撇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动的胡须，那满头不蓬松却茁挺的苍发”给公木留下了终生的印象。磨灭不去的，还有鲁迅先生的这样几句话：

　　为迎接革命，南下厦门；迎不到，追向广州；到广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回北京，已是北平了，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经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

　　公木后来写过一首诗《申请以及关于申请的申请》，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次见鲁迅是三年后，公木已报名入伍，听说鲁迅来了，他相约几位同学前往拜访，与鲁迅座谈近三小时，聊救亡运动，聊文化动态。

　　公木古稀之年做了一篇散文——《永远新鲜的记忆》，回忆道：

　　“那些白胖整洁，修养和营养同样很好的教授们。他们到课堂去上课，等着他们的只是一排排空椅子，学生们都听讲演去了。他们摔响课堂的门，聚拢在休息室里，喷着惶惑与嫉妒的唾沫星，啧啧议论：‘鲁迅又卷土重来啦！’”

　　鲁迅应公木等人之邀，在“风雨操棚”做“论第三种人”演讲，讲完一段，学生还不散，只是鼓掌。“那年月，还没装扩音器，连话筒也没准备，迎着风沙，先生就又转着身再讲了一段，简直是嘶喊了。”

　　真理如同空间和时间一样广大且绵长，不诩把它占有，但要永生不断追求。追求！找到真实的自我——不枉此生最最重大的发现；而真实便意味着无私与无畏。——《找到自我》

　　公木一生，曾遭逢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次剧变：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少年到青年，他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氛围下生活、学习、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吮吸着新文化精神的营养。

　　当时，他曾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一是学者之路。西学涌进、新学风起，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疑为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最好契机；二是战士之路。日寇入侵、民族危难，对于热血男儿来说，显然又是一个报效祖国，“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重要机遇。

　　公木首先选择了后者，但并没有忘掉前者。

　　第二次文化变革发生在“文革”之后，这场变革不仅是“五四”时期被中断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而是一场新的挑战，它把中国文化推进了新的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循环的体系之中。

　　此时，公木已年逾古稀，但仍发出“老骥不伏枥，夸父逐日跑”的豪言。有人评价公木是“战士、诗人、学者三位一体”，只因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

　　早在1946年，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北上的公木，受命与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时任沈阳市市长）创办“东北公学”。其后，“东北公学”改名“东北大学”，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出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首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50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

　　在东北师大的讲坛上，公木给学生讲惠特曼的《草叶集》，讲“诗经选读”。有学生回忆当时的他“体态魁伟，穿一身黑棉制服。红脸膛，四方面，表情庄重而又带着慈和的笑容”。

　　公木讲解《诗经·召南》中的《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诗中一位男子因心爱的女子嫁给别人，反复咏叹失意之情。公木由此提到他青年时写过的一首小诗《爱的三部曲》——爱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唉，抽颗烟吧！

　　两诗比较，加深了同学们对古诗心理刻画的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学还高声朗诵：“唉，抽颗烟吧！”

　　受连番“运动”牵扯，公木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 

　　诗人邵燕祥说：“公木生前，不但所写歌词被人随意改动，连身份不也是被人随意改动吗？时而是革命诗人、军歌歌词作者、教育家、老革命；时而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牛鬼蛇神！”

　　1961年年底，公木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直到去世，他一直耕耘在吉大的讲坛上。

　　公木晚年潜心学术，每有著述，落款“张松如”，不愿借诗人“公木”的光。

　　他所著的《老子校读》是我国第一部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为底本的校释专著。朱光潜把它作为自己的“案头读物”。旅居海外的学者陈鼓应专程往吉大探访他，又将《校读》前言中的“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奉为自己的译注原则。

　　作为公木“亲而不密”、“面生神近”的朋友，臧克家说：“对于古代经典，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受教于闻一多、游国恩、张旭、闻在宥这些名家，但连大门也未入，走了创作的路子。谈到经典著作研究，我给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不知为不知’，这是我的真心话，决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