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哲学

　　1956年，杨耕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教师家庭。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杨耕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但是，杨耕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相反，他庆幸自己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耕把他的学术生涯称为“不断的精神苦炼”。

　　对于杨耕，选择哲学似乎是一个偶然。“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当时一位师长陈仲明，也是邻居，是学哲学的，他对我说，你有哲学天赋，学哲学可能比你学数学更有发展空间。经不起他的‘忽悠’，我改变了报考志愿，把数学改成了哲学。”于是，杨耕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以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所以，每谈到选择哲学时，杨耕总是戏言他“误入歧途”。

　　如果说杨耕选择哲学是一种偶然，那么，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种必然。在杨耕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出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杨耕认为，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在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不断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6年，杨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汪永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以后，杨耕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一路“破”了下去：1988年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先达教授，专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校任教后，又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朋友还戏称他是“破”博士、“破”教授。

　　对于杨耕来说，哲学不仅是他的专业、职业，而且是他的事业。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用杨耕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智慧，它给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智慧与勇气，这是一种“大智大勇”。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之“死”的观念，是讲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之“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哲学问题总是关于‘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探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思，反思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析，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

　　谈到自己的哲学生涯，杨耕最忘不了的就是导师与挚友。“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一位挚友。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他的学术引导力引导我走进‘哲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人大哲学系，他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引导着我走上哲学研究的‘快车道’。”杨耕回忆，三位教授的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形成一种“合力”，深深而持久地影响着他。从此，杨耕在哲学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

　　的确是“一发而不可收”。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杨耕先后出版专著12部，其中，《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先后印刷六次，销售数量已达2万余册，对一本哲学专著来说，实属不易；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省部级奖7项。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光明日报》曾三次采访、介绍杨耕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时报》《大公报》（香港）及本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对杨耕的学术采访；《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断转载杨耕的论文。

　　在哲学研究中，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位学者的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杨耕自己却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努力而勤奋工作是他唯一的选择。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之外，杨耕还兼任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杨耕自我解嘲说，“盛名之下，有些其实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