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之后，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和以及这种努力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了日益紧张的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多年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中，他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调查、研究，提出了综合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增产节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林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计划生育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生态经济理念。剖析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理论，以及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内涵
生态经济理论是研究和解决生态经济问题，探究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经济科学，旨在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生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心血和智慧。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生产力落后，农业薄弱，自然灾害严重，森林资源不足等问题，毛泽东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中国国情相结合，重视环境保护，遵循生态规律，将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资源节约，林业建设，水利建设，人口控制，爱国卫生运动，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等生态经济方面的精辟思想，实现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相互融合，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1.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资源综合利用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早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要保护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的问题。他指出：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要素。这些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而且是社会生产力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关键因素，对此，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加以小心保护，进行合理使用。[1]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我们必须对其加以节约和保护，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的综合利用，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1965年1月，毛泽东提出，“综合利用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煤焦可以出很多东西。采掘工业也是这样，采钨的就只要钨，别的通通丢掉。水利工程，管水利的只管水利，修了坝以后船也不通了，木材也不通了。那怎么办？是个大浪费。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2]毛泽东还提出综合利用和“和打麻将一样，上家的废物，就是下家的原料!”他还指出，要想多有赢牌的机会，就得吃上家的废牌。
2.发展可再生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毛泽东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一些非再生能源的开采与使用，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为减少能源开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缓解能源短缺的状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积极开展了小水电、太阳灶、风力提水机、小型风力机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及水电问题与三峡工程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林一山谈到每年长江流失的能量可与4000万吨优质煤的能量相匹敌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祖辈已用了2000多年的煤，如今我们学会了用水发电，因而我们应减少用煤量，让煤保存下来，遗留给子孙后代。”[3]毛泽东还提倡在农村地区开发沼气。1959年，他通过对湖北、安徽等省市的视察，指出，沼气可燃烧，可用来做饭、照明，还可用作肥料，需大力推广发展。[4]此后，沼气作为可再生能源在我国南方地区广泛使用。另外，在此期间太阳能也得到发展。据统计，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有8万多亩利用太阳能进行育秧和种植蔬菜的温室，城市太阳能热水器约有12万平方米的采光面积，有太阳能干燥器30多座，建造了10多座被动式太阳房和3座主动式太阳能试验房。太阳能电池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工厂达到12家，年生产能力约10千瓦。[5]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减轻了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二）增产节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面对历史上形成的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现状，为集中力量搞革命和建设，毛泽东从国情出发，指出我们必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将勤俭节约思想贯彻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1931年8月22日，毛泽东与朱德一起签署《节省经费的通令》，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全部胜利，号召节省经费。[6]1932年3月12日，与项英、张国焘签署《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4号，要求各地苏维埃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应大量的节省金钱，来帮助红军必需要的用费。[7]同年3月17日，与项英、张国焘签署《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强调：为了加强发展革命战争的力量，节俭经济，大会应该坚决的反对过去各级政府随意浪费经费的重要现象，并规定惩戒以后浪费经济的办法。[8]同年6月9日，与项英、张国焘共署《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提出要“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严惩贪污浪费，实行真正财政统一。[9]同年7月7日，与项英、张国焘一起签署《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4号，提出节省一切开支，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反对贪污腐化。[10]1933年12月15日，与项英、张国焘一起签署发布关于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的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26号，规定：工作人员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浪费公款的，也要受到撤销职务等严肃处理。[11]1934年1月24、2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指出：我们财政支出的方针，是节省。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12]1946年7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13]1948年4月1日，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14]同年9月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15]1951年12月1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6]
2.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
毛泽东在反对浪费资源的同时，也提出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持久地厉行节约。我们6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7]当农村社会主义合作社高潮来临之际，毛泽东认为，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18]
遵循资源节约利用，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等生态经济理念，毛泽东在社会改革运动中，领导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全党全军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运动以及禁烟禁毒和取缔卖淫、赌博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毛泽东提倡资源节约、反对浪费的生态经济理念也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林业促进工农业生产
1.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战争的破坏和长期的乱砍滥伐使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大幅下降，为了改变环境，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倡导百姓造林。1932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植树造林》决议。1938—1942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群众植树260万棵，1943—1946年，在陕北张家畔荒滩植树500多万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消灭荒地荒山，实行绿化的任务，要“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9]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号召后，紧接着提出“实行大地园林化”[20]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盲目主张向自然开战，特别是“大炼钢铁”运动，砍伐大量木材用于炼钢，毁掉大片森林。毛泽东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21]，“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22]的目标和任务。1958年春，毛泽东路过云阳（今属重庆市）时指示，要在荒山上栽树。县里当即成立绿化长江指挥部，掀起一场群众性造林运动。如今的云阳长江两岸8万亩防护林为三峡库区乃至长江流域带来巨大的生态防护效益。
2.林业建设对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除发出植树造林、美化祖国的号召外，毛泽东还将林业与农业、牧业、副业、渔业并称为五业，强调综合平衡五业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12项生产，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23]他还强调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24]毛泽东还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五业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大的生产系统、生态系统。他说：“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25]在农林牧副渔业发展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林业是一个大事业，每年都为国家创造财富，指示一定“要发展林业……林业以后才是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26]毛泽东曾在《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的批语中，对森林资源给予了高度肯定：“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7]森林被誉为是地球生态系统中重要一环，毛泽东重视林业生产、保护森林资源的理念，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1.从战略高度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气候不稳定、水旱灾害频发、自然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引发社会动荡，给经济社会建设带来严重影响。毛泽东对水利建设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认识，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2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业十七条》和《农业四十条》，也都从战略高度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在《农业四十条》中，毛泽东指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小型水利工程（打井、开渠、挖塘、筑坝等等)、小河的治理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都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大量办理。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小河流治理，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除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机械制造部门和商业、供销合作部门，应当做好抽水机、水车、锅驼机等提水设备的供应工作。”[29]在《农业十七条》中，提出“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30]
2.注重全面开发，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相继发生风、雹、水、疫等自然灾害，其中水灾尤为严重。为了整治水旱灾害，毛泽东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到重要工作日程，作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治理长江和修建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等决策，在大江大河的治理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以治理淮河、黄河和海河为例。治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治水工程。1950年6月至7月，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作出指示：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31]1951年5月9日，他为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32]。经过８年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在徐州留下故道。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途经徐州时，看到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嘱咐当地陪同领导应该想想办法，变灾为利，好好防守，千万不能再让黄河决口了。在视察人民胜利渠时，他专程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详细询问工程建设和灌溉效果。在讨论黄河灌溉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建议以井渠结合的办法来发展水利。[33]关于海河的治理，196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路过天津时，听取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等汇报工作，询问生产救灾搞副业的问题时指出，你们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多了，看不见了，你们这辈子把水治好吧！[34]11月17日，应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要求，给海河工程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35]
3.水利建设要统筹兼顾，促进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水利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他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水利建设必须要立足全局，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往往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为了保证治水取得最佳效果，必须在立足于全局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局部性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地区之间发生矛盾时，毛泽东要求各省、各地要以大局为重、分工协作。同时，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工程建设必须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协调。如果不顾当时客观条件制约盲目上马，不仅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安定。以三峡工程为例，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36]同时，水利建设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又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有主有次，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新中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成了数以亿计的大小水利工程，逐步解决了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实现了水利工程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基本要求，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五）计划生育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口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增长。人口增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食物需求的增加和对能源需求的累计增加，这将导致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人与自然之间两者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失衡都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适应能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多方面不利影响。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历来十分关注，他一贯主张节育，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人。1956年10月，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社会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37]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我国人口问题，他强调：“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国的人口增长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1200万以上，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我们应该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38]1957年3月20日，在接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1949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39]
毛泽东还提出，实施计划生育要逐步推行，强调规划，分步骤进行，先城市后农村。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他认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遍实行。[40]当时，中国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就业的压力主要来自城市。毛泽东把节育的重点放在城市。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指出：现在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毛泽东在把节育重点放在城市的同时，也关注农村节育工作。1965年1月9日，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1965年8月，他建议卫生部负责人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3年7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1974年底，毛泽东在《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毛泽东实施计划生育的建议推动了我国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城市人口从1964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1974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5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有七八个省市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5%以下。应当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数农村推行，70年代逐步在全国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
（六）爱国卫生运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恶劣，各种传染病流行，危害严重。卫生部于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41]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指出要“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42]1953年1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要求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43]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等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和积极防治麻疹、赤痢、伤寒等疾病的任务。[44]
毛泽东制定一系列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据统计，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45]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堆积了几十年的垃圾得以清除，臭水塘、污水沟和洼地得到填平，过去又脏又臭、蚊蝇成团的恶劣环境得以根本改善，对增强人民体质、预防疾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生态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经济方面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态理论为指导，结合当时中国具体国情形成的，具有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求实性，不仅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存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6]“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47]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类必须不断的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然后才能进行生产。“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48]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还认为，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是以社会和自然之间特殊的联系形式——劳动作为基础的。生产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劳动。但人类劳动实践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49]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表明，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单纯改造的对象。人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界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自然界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辨证统一，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为指导，他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50]“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51]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的指导下，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增产节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林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计划生育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生态经济理念，将人、自然、经济、社会看作地球生态系统中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因子，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缺失或失衡都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从而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毛泽东从本质上重新定义了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二）为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起点和萌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逐步形成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生态观进行科学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本原意义出发，提出了反对过量砍伐森林、走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化道路、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等一系列更为明确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逐步形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在内容、地位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扩充，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高度，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建构更加科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纵深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张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在社会构建上，提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在文明形态上，提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他们对前人思想进行总结和提升的结果。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与毛泽东在革命建设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是分不开的。从邓小平、江泽民的生态观到胡锦涛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理论都可以在毛泽东的生态经济思想中找到原型，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解决我国新时期的生态问题开辟了道路。
三、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
近年来，环境破坏、资源短缺、人口爆炸、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全球问题。我国的生态状况亦不容乐观，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压力空前加剧，建设生态文明依然任重道远。系统回顾和总结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按生态平衡规律办事，始终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过去由于我们对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的肤浅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政策上的失误，犯了不少错误，如大量砍伐森林、践踏植被、污染空气、污染江河湖海等。这些行为均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造成海域鱼类数量和种类大幅度减少、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面积扩大、洪灾泛滥等严重后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必须在开发和改造大自然之前，深入研究和掌握影响生态平衡的各种因素，切实保证把开发措施施加给自然之后，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仍能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中持续运行，绝不能采取掠夺式的经营方式，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第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根本宗旨。他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兴修水库、植树造林、治理环境，创造了造福于民的政绩。政绩观对干部如何从政、施政具有重要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科学的政绩观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事业健康发展。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领导干部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建设、整体推进；将经济、社会、自然统筹兼顾、协调把握；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齐考虑，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三，弘扬科学的消费观念，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利用资源、增产节约、反对浪费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节约资源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节约高效的消费模式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效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弘扬科学的消费观念，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当注意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维护生态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每一代人的消费不应以损害下一代人利益为代价，注意代际公平性和消费公正性；开辟新能源、发展生态产业，提高科技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开源节流；加大理性消费的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合理的消费行为，强调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等观念。
第四，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搞好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倡导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治理环境等生态经济理念，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工农业生产，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深入推进中，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坚持经济发展、社会效益与生态优化的统一。生态经济建设是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旅游业、环境保护业；搞好绿化工程、防大气污染工程、防江河海洋污染工程、防土地荒漠沙化工程、废旧利用工程、森林城市工程，保护天然林、保护植被、保护耕地，保护水资源，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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