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著名军事家。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指导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准备、战略决策、战场指导和战局控制等方面均有充分展示和发挥。

　　一、未雨绸缪，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虽然预知有些情况，但对朝鲜内战爆发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正准备集中精力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周恩来说：“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1］尽管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尽管5月中旬金日成在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商讨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结果时满怀信心地表示，莫斯科已给了他所需的足够援助，不需要中国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但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朝鲜人民军可能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或告一段落；同时估计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局势也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东北，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权衡各种利弊，于朝鲜内战爆发一周内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1］中央军委于7月7日开始调动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队共25.5万余人到东北地区集中整训，以保卫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东北边防军集中后的整训，一开始就在师以上干部中明确了准备出国作战的思想，边防军的全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的重点是研究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特点，并根据边防军出国作战时可能的武器装备情况，对连以下分队和单兵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8月18日，毛泽东指示边防军“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2］。

　　8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上海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辖3个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不久的第19兵团（辖3个军）分别集中，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以为未雨绸缪之计。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中央原对朝鲜战争设想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朝鲜人民军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使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第二种情况是战争长期化。“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现在设想的第一种情况已经过去，“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1］（pp.44～45）

　　虽然东北边防军的实际军事训练时间仅仅一个多月，战前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各种准备也不充分，但是，正是有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高瞻远瞩和战略预见，才为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的局面，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手就连连取得胜利。

　　二、毅然决策，震惊了全世界

　　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3］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动解放军给予援助，这对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是十分艰难的抉择。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西藏和台湾尚未解放，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新解放区许多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已建立的也不完全巩固；占全国农村总人口和土地面积2/3以上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总之，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未步入正轨，而且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大部分野战军部队转入支援工农业生产，没有充分的训练。如果出动军队到朝鲜作战，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强、训练有素、具有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美国军队，新中国的国力能够支撑这样的战争吗？中国出兵能够打胜吗？如果不能打胜，甚至被美国军队打回来，中国社会能够稳定吗？国民经济恢复能有保证吗？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慎重研究讨论是否出兵援朝，起初多数成员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

　　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10月4日、5日两次会议讨论，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认为：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已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危在旦夕，极盼中国出动军队援助。“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另一方面，“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1］（pp.72～74）即便中国出兵打不赢，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必须出兵，绝不能引颈以待，早打晚打都难避免一战，因此，晚打不如早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战争双方的优劣条件，认为美国虽强，但也有弱点。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运输线太长、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中国虽弱，但也有有利条件：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经验；出兵援朝有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中国已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因此，美国尽管在综合国力和军队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慎重分析研究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p.235)同日通报给了金日成。

　　虽然斯大林违背了苏联将尽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致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7月5日。）的诺言，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pp.252～253）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就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感到惊讶，不到两个月就打得美国军政当局不知所措，一举震惊了全世界。

　　三、灵活指导，取得了战场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这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4］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部军事战略指导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从战争客观实际出发，根据这场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施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的军事战略指导。

　　（一）根据战争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

　　战场指导方针大的调整有两次，第一次是志愿军入朝后，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将原定组织一个时期防御的方针调整为立即部署作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志愿军发起战略反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两三个月就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第二次是战争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出现相持局面，美国当局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时，毛泽东与金日成协商，适时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5］在军事上则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

　　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之下，还有几次战场指导原则的调整：

　　一是当停战谈判双方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坚守战线不但是军事作战上的需要，而且成为政治上的需要。因此，1951年11月，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指示志愿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1］(pp.205～251)。志愿军据此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

　　二是当正面战线已经巩固，而侧后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环节，并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军正企图在朝鲜实施大规模登陆进攻时，1952年12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指示，指示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4］(p.95)据此，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集中力量加强侧后海岸防御，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美军大规模登陆的企图也胎死腹中。

　　三是当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李承晚当局破坏谈判已达成的协议时，毛泽东指出：“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6］1953年6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再给李承晚军以打击的建议。据此，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即金城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和保证了停战协定被遵守。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指导完全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

　　（二）针对新情况，采取新对策，确保战争胜利

　　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特点，为保证志愿军取得战场作战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战争中遇到的新情况，创造性地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

　　第一，实行打小歼灭战的方针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向来强调打歼灭战，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个战役即能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到几个师，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从初期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至几个旅，逐步发展到决战期间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几十万人，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中，志愿军也是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但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志愿军虽每次战役均可实现包围一个到几个师的美军，但均未能成建制将其歼灭，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歼灭了一个团的美军，其余只是歼灭其营以下建制部队。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1年5月26日致电彭德怀，提出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指出：“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2］(p.490)他将打小歼灭战形象地喻为“零敲牛皮糖”，这也是毛泽东打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发展。

　　转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贯彻打小歼灭战的方针，1951年10月底至11月底和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两次组织战术反击作战，选择“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实施攻击，除个别未达目的外，其余均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有效杀伤了“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并打击了其士气。到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时，志愿军不但可以攻歼其营以下建制兵力，而且发展到金城战役时一次就攻克了李承晚集团4个师防守的阵地，并歼灭4个师大部。“联合国军”方面不得不请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早日签署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

　　第二，实行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方针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战区部队可以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休整补充，坚持长期作战。然而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加上志愿军运输补给能力和保障能力较弱，作战部队只能自己携带物资，一般进攻作战只能维持7～10天，美军称志愿军是“礼拜攻势”。针对志愿军这一弱点，美军利用其优势武器装备机动快速的特点，对志愿军采取“磁性战术”，志愿军进攻时其撤退快，志愿军停止进攻准备转移休整时，其反扑也快。为了解决志愿军的休整补充问题，并保持战场优势的兵力，以坚持长期作战，1951年2月上旬，毛泽东即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8］，并委托周恩来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的计划，21个军轮番作战，轮番休整，每番作战9～10个军，作战两个月左右即行休整，由下一番作战部队接替，共分三番。第五次战役就是以计划的第二番作战部队为主进行的。后来战争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轮番作战计划未再实施，但计划的第三番作战部队大部分先后入朝参战。1952年9月开始，经毛泽东批准，又以锻炼部队为主要目的，分批由国内部队轮换志愿军部队，至朝鲜停战止，先后轮换两批共7个军。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是毛泽东在用兵问题上的一个创造。实施这一方针，既解决了志愿军的战场休整问题，又保持了持续作战的优势兵力，还锻炼了部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4］

　　第三，实行新型人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一向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9］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一则这场战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二则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权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三则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在全国人民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抗美援朝战争比起历次中国革命战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更有条件。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恢复国家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依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了广泛深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包括针对部分中国人存在的亲美、恐美、崇美情绪，开展的仇视、鄙视、蔑视（“三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动员全国人民支援前方，组织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等等，特别是组织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运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创造的人民战争新形式，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周恩来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1］(p.230)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既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又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时完成恢复和按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说的：“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4］(pp.173,174～175)

　　第四，实行“边打边建”方针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装备则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没有现代技术装备很难圆满完成作战企图。参加志愿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尽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经验，但在朝鲜战场同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没有现代化装备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加强和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成为志愿军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志愿军参战起，就实行“边打边建”的方针，一是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按国防军建设要求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二是为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需要，订购苏联武器装备，在国内突击组建和扩建空军部队与陆军技术兵种部队，以不断提高志愿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

　　自1950年10月起，中国就组建装甲兵部队，扩建人民空军作战部队。11月起陆军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也陆续扩建、改装。扩建、改装的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从1951年1月起陆续入朝参战，装甲兵部队于第五次战役期间入朝，1951年7月开始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于同年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经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从1952年夏季开始，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加强和改善，志愿军炮兵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战场作战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1952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1］(p.310)

　　实行“边打边建”的方针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一个创造，既有力保证了战场作战需要，同时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4］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时，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除上述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灵活的战略指导外，志愿军在战场上也灵活运用和创新战法，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和措施，基本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强击弱，扬长避短。其中包括：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等等。

　　正是由于实行灵活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了现代化优势装备的美国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四、有效控制，实现了战争局部化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战场范围始终在朝鲜境内，既未因此引发世界大战，也未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主要原因是战争双方对战争局势都进行了控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战局进行了控制。

　　第一，在志愿军参战前就明确提出朝鲜战事要局部化

　　“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1］(p.67)这一点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是明确的。美国准备越过“三八”线北进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当局公开表明了这一立场。

　　第二，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

　　这一点也是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决定了的，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就是以志愿军名义而不是以解放军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目的是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

　　第三，适度确定参战的军事战略目标，打得有理有节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分析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形势变化有三种可能：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建立在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的基础上的；二是尽管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不但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且可能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不但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三是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志愿军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依靠地面部队作战，实施灵活作战指挥，充分发挥兵力优势和作战特长，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撤出朝鲜，首先是撤至“三八”线以南。毛泽东等应对这三种可能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二种可能，接受第三种可能。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证明，战争的发展变化没有超出中共中央的估计之外。

　　打得有理有节，就是在战场上的作战要打疼美国，真正给予其教训，并且有所节制。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不但打疼了美国，打疼了美军，而且很有节制，特别是1953年朝鲜停战实现之前，政治、军事形势都对志愿军十分有利，志愿军也有能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打到汉城，甚至打到“三七”线，但当时朝鲜战争的总体形势是“停”，而不是继续打，所以志愿军只给破坏停战的李承晚集团以有力打击，歼灭其4个师大部，夺回金城以南向己方突出的阵地，而未凭借当时具有的战场实力继续向汉城和“三七”线发展，从而实现了有利的停战。

　　第四，做好最坏的准备，力争避免最不利情况的出现

　　出兵决策作出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在军事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和准备：一是调整军队建设重点。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由原来重点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建设，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二是调整部队军政训练时间比例，重点加强军事训练，将原定自1951年开始的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的全军教育调整为以军事训练为主；已开始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到1950年年底也已停止。三是部署筹备全国防空，防范美国飞机对中国的空袭，成立了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全国防空筹委会，研究筹划全国的防空工作。四是部署和加强海岸防御。为防范美军和台湾国民党军队对沿海地区发动攻击，人民解放军海军以海岸炮兵建设为当务之急，在沿海主要防御地段抢修了一批海岸炮兵阵地，从上海开始，北到长山列岛、营口、安东海岸，选择要点布置了水雷。五是部署防空作战力量。将新组建的空军作战部队和已有及新建的高射炮兵部队部署于沿海大中城市，并商请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协助中国担负防空任务。六是部署部队，准备粉碎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的联合登陆进攻。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在福建和广东方向各部署了4个军防范美军和国民党军登陆进攻。七是东北行政区转入战时体制，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总后方基地。这些部署和准备，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力地防范了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第五，遏制战争和战略威慑相结合

　　遏制战争就是战场上打疼美国军队。朝鲜停战谈判的出现和朝鲜停战的实现，都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打疼美国军队的结果。中国采取的战略威慑，一是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战争，二是发挥志愿军的兵力优势，这两者都显示出中国的力量，三是显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尤其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针对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及美军准备在朝鲜登陆冒险情况所表明的态度。毛泽东在2月7日的讲话中更是强有力地警告美国当局：“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p.121)美国当局从朝鲜战争中已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的充分准备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告威慑，最终迫使美国当局放弃了进行大规模登陆的企图，转而恢复停战谈判。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控制战局的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朝鲜战争范围，实现了朝鲜战争局部化的预想。

　　毛泽东的军事指导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充分展示和发挥，使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也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

　　［参引文献］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5］《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