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1—4卷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收录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南，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性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尤其受到亚非拉国家、政党领袖和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因此，借鉴和学习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就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毛泽东选集》翻译工程史无前例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拓宽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中央政府于1961年12月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中译外常设机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毛泽东选集》。四卷选集的翻译工程历时16年之久，为此中央专门设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领导小组。这一大型中译外工程包括东语、西语两大翻译团队，涉及语种达30多种。除了12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成立了一个由20多位国内著名学者组成的翻译注释组，负责为正文加注和各类答疑工作。另外，中央大部分直属单位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对外翻译工作。可以说，《毛泽东选集》翻译工程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组织之严，是中国翻译史上史无前例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4年到1973年，外文出版社共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各种外文版42904554册，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共626882册。从1949年至1988年，经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前身为“国际书店”）向境外发行的外文版毛泽东著作共39个语言版本、2300多种、3447万多册。在非洲，《毛泽东选集》的发行以阿拉伯语、法语、英语版本为主。
《毛泽东选集》成为非洲的超级“畅销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非洲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把引进和翻译毛泽东著作作为重要的国家举措之一。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毛泽东选集》在非洲大陆的发行与传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至1977年，《毛泽东选集》及其他类型的刊物在非洲大陆大量发行，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中国国际政治与外交的战略目标，其文化政治性尤为突出。
新中国出版物之所以能在非洲大陆迅速打开外交局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此类刊物包含大量政治斗争的思想和经验，符合非洲国家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迫切需要；二是中国选择了大量的左派书店、政党出版社等与政治性内容相适应的发行渠道。
毛泽东著作19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在这一阶段，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都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仅1962—1966年间就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在1975—1978年间订购中国图书达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政治学习。据统计，1962—1966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毛泽东选集》成为非洲大陆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1978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完成政治体制的转轨。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非洲大部分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化”、“边缘化”局面，开始将谋求外援调整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对非政策转向经济交往的层面，加强与非洲的全方位合作，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时期。
随着中非经贸方面的合作和往来增强，非洲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重要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中非交流进入深度合作阶段。在今天中国的海外投资、劳务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动中，仍然能够看到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今天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都曾经是当年中国书刊发行传播比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1987年，中国书刊在非洲发行网的名单上有68个国家，但来往最多的是埃及、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加纳、苏丹等2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也是中国工程承包、劳务以及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
《毛泽东选集》的对外传播服务于国家战略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对外传播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项系统性的国家文化工程，主要针对非洲、中东与拉美等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宣传国际战略举措和思想文化传播的成功典范，这一战略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以《毛泽东选集》翻译活动为对外交流的平台和载体，在向海外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和世界观的同时，以多样化的渠道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走近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智识基础。
其次，这一重大翻译工程以文化搭台、政治唱戏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拓宽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为中国当下“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照模式。
最后，通过国家的文化外交手段，不仅加深了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文化交流，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同，创造了历史条件。
应该说，《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对外传播，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以国家战略形态对外主动传播的第一次，不仅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沉寂数百年之后重新展现思想的穿透力，在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精神引导，从而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印记。
（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翻译与传播”（SKZD201106）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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