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来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为什么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因为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变局，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华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事情，汉以后遵奉的主要是儒家等传统主脉。近代以来的变局，却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动力和内容，诸如西方列强的侵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源自国外的新思潮的传播，封建王朝的废除，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等等。这些，都引动着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大探索、大选择、大实践和大变革，由此形成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面目。在文艺领域，营造这两种精神新面目并让它们以新的方式融合一体的，无疑是源自历史大变局过程中的革命性思维。换个方式说，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性思维，可以增加民族精神的现实温度；张扬民族精神的革命性思维，可以增加时代精神的历史厚度。

　　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大体可概括为政治上要革“三座大山”的命，军事上要革反动武装和帝国主义武装的命，经济上要革生产力落后和贫穷的命，文化上要革愚昧和不科学的命。这些领域的革命，既是民族使命，也是时代任务。当然，把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诗词创作的艺术思维，要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并且需要特殊素养，但革命性思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诗外功夫”。它可以相当透彻地激活和深化艺术思维，使创作者在观察和描写现实事物，挖掘和展示题材内涵的时候，冒出颠覆常识的见地，涌出大开大阖的灵感。对毛泽东这样的诗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诗人来说，尤其如此。由此，我们便比较容易找到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的那个着力点，这就是通变。所谓通变，即通民族古今，变时代风貌。这是毛泽东处理诗词题材的重要方式。

　　正是革命性思维，使毛泽东在处理诗词题材的时候，不会就事论事，常常超越具体的物象事件，通变其“象外之意”。这是他的诗词虽然从现实切入，结尾处却突然宕开，造出深远意境的原因。比如，写长征前的险恶形势，突然结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写昆仑山的千秋功罪，突然结到“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和“环球同此凉热”；写腊梅傲冰斗雪的风骨，突然结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本来描写消灭血吸虫病的事情，却要“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想象着和天上的牛郎对话。因为有革命性思维的刺激，才有这些通变奇谲的联想和发挥，眼前的物象事件也就出人意料地拥有了不同于人们习惯思维的新的境界、新的生命。新在何处？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和时代新的使命、意志和形象。

　　 从毛泽东诗词的整体面貌来看，通过大气魄的革命性思维，冲出传统诗词的精神航道，张扬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把它们融为一体，更见得是一种通变的常态。例如，最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报国志向，在毛泽东的“青春诗”《五古.挽易昌陶》和《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就以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和屈原、贾谊峥嵘才华的借喻，体现了出来，这和历史上的诗人诗作没有两样。但是，此后毛泽东诗词中的民族精神，绝非传统文化的复制，它有着新鲜的内容和独创的一些意象，融入了20世纪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传统诗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都通过杀敌戍边、哀叹民生、批判现实、抒发理想这样一些主题来实现，背后的精神愿景却惊人地相似，即实现忠君报国之志。这种情况，甚至在一些伟大诗人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屈原忠君是“九死未悔”，李白的渴望是“为君笑谈尽胡沙”，杜甫的梦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辛弃疾失意后的感慨是“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国家和民族的治乱，历史和个人的命运，都系于君王身上。

　　同样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奋斗报国，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是在全新的理想和信念指导下来展示的，由此通变出耳目一新的面目、境界和意象。比如，他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目标是“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他描写开国题材的作品，感受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他描写建设题材的作品，想象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和“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他描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境界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他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认识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评价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描写山水题材的作品，立意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他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也是着眼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凡此等等，由革命性思维通变营造的语意和诗境，既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也是时代精神的提炼，它既有民族的魂魄、使命和变迁，又体现了时代的氛围、脉动和重大事件。二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很难分开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