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确定的战略思路，并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有所侧重地开展工作，一步一步地打破了苏联的包围。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面对来自苏美两个方面的威胁，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在亚洲，中国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为加强同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访问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并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通过友好互访，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一方面坚决予以反击，同时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并使它很快平息下来。对非洲，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主义的斗争，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马里、坦桑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中国无条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真诚愿望，与苏联有条件的援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赢得非洲人民的信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在继续发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关系的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同西欧、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动，被西方媒体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与此同时，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开展了多层次的往来，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中日关系也从过去的“民间先行”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外交成就，不仅宣告了美国孤立和反对中国政策的破产，而且打击了苏联企图通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围中国的阴谋。
　　（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苏美加紧争夺世界，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形势，毛泽东等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上。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提议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7月和9月，陈毅等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这两份报告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陈毅还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7页。)这时，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姿态，以缓和中美关系。陈毅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引起毛泽东等的高度重视。从这时开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变化。1972年3月中旬，中英之间自1954年建立起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随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

　　（三）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国根据毛泽东“一定要争取第二世界”的意见，重点开展对西欧的争取工作。当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中国认为，苏联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采取了包围政策，但其战略重点还是在西方，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邓小平也说：苏联的“重点还是同美国争夺世界，首先争夺欧洲”(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政党政治研究会议员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月11日。)。西方一些国家却认为，苏联主要是包围中国。因此，做好西欧国家工作的关键是揭露苏联战略的真实意图。
　　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西欧、美国、日本朋友时，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的问题。毛泽东等指出，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是要争夺世界，包括亚洲也包括欧洲；其次从苏联在全球的兵力部署看，3/4的力量摆在西方，1/4弱的力量摆在中国的北部；其三从欧洲的战略地位看，苏联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必须力求首先控制欧洲，“因为欧洲，主要是西欧，不但政治上重要、经济上重要、军事上也重要”(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0月15日。)。“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也不可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毛泽东等对苏联战略的判断，来自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0日。)二是关于中国是否为了摆脱困境才强调“声东击西”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地表示：“就中国自身来讲，中国不怕战争，就是世界打起来，通道断绝，中国自己也有比较强的生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回到延安的窑洞，那样也能生存。”(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怕包围的。”(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9日。)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就是在包围中生存，在包围中干出革命的胜利。”(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指出：中国判断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不是从中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提出来的”。(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毛泽东等还特别强调欧洲联合的重要性，指出苏联的办法是分化欧洲，然后逐步控制欧洲，而“我们历来主张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瓦尔特·谢尔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5月1日。)。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希拉克说：“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拒绝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团结一致、更富饶和更有组织的欧洲”。(《人民日报》1975年5月19日。)希思说：“欧洲应该日益团结起来，并且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这些言论说明，毛泽东等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针对苏联利用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形势，中国着重开展对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工作。东盟成立于1967年，最初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组成，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邓小平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9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在同东盟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着重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揭露越南要求加入东盟的真实意图是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二是指出越南如果控制了整个印支，苏联的影响就会扩大，东南亚就会动荡。这不仅关系到本地区，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东西通道，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联系问题。三是希望东盟国家以适当方式给柬埔寨以道义上的支持。四是提倡全世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战略部署，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和稳定的局势。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这个阶段，中国在中越边界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稳定了中国南部边界的局势。
　　（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随着其全球扩张战略受阻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意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大幅度调整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始终坚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第一，苏联从中苏边界撤军，包括从蒙古撤军；第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衡量苏联是否有变化的标准，就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安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4页。)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这时开始，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75页。)回顾中苏之间二十多年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国际战略，鲜明地提出应该争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目标，并且务实地去开展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这一思路，至今对我们妥善处理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