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外交战略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政策的首要原则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以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70年代世界形势发展特点，新的国际关系组合、实力对比的基本格局，国际斗争的基本战略态势。三个世界划分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等为主要的或唯--戈JJ分标准，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利害联系和依存关系。虽然它仍然以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为口号，但是，重视和强调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把现实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这就为以后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打下基础。特别是在中美对抗数十年后，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与美国实现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组建，使中国擎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深得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反映了其深受大国政治压迫和殖民主义经济剥削，要求摆脱旧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愿望。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共识。它不仅写入了中美联合公报等双边国家关系文件，而且也写入了许多共同的国际条约和文件。中国打破了由于长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产生的某种“自外”心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走向国际舞台，发挥大国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中日正常关系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历史的和战略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向世界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中国在当代世界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平等互惠、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始终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共处和国家问的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做法。

当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正如毛泽东所言，统一战线政策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实行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国际阶级斗争为主要着眼点，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决定外交政策，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所以，当时在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之际，组织新的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目标的联合战线或同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但是随着其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改变，这种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同盟战略，就不再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

第二，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判定时代性质是决定国际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共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引发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l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称：“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l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进一步断定，现时代为“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是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基本共识。

中苏论战，对时代的不同认识也是其中问题之一。中共基本依据列宁关于时代认识问题的理论判定当代时代性质。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分析，从而认定，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基本沿用列宁关于时代认识的观点。直到l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认为，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革命和战争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胆敢把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必将引起新的世界革命，把一切反动派统统送进坟墓。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提法。“中央总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已经出现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

1974年前后，毛泽东多次与外宾谈到国际形势与战争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苏联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就酝酿着战争。美苏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还是争夺为主，将来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现在世界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显然扩大了美苏发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低估了各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及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在国内一切工作都立足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人力、财力大量消耗于战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转变。1985年3月，邓小平在深刻观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性的主要矛盾和世界形势作出高度概括，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精辟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而改变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念。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成为实现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转变的基础。l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这就是中国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本文作者　  国防大学教授北京l0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