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大民主对付官僚主义

　　党外民主与党内民主建设的窒碍让毛泽东的转圜余地越来越小。为了保持政权的人民性，打倒党内那些他认为已经变色变修的“走资派”，毛泽东只有诉诸大众民主一途了。在毛泽东这里，大众民主实际上就是大民主，其主要特征是通过群众的批判运动来反对所谓的官僚主义。当然，毛泽东动用大民主有个酝酿过程。

　　第一，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所谓的大民主，最初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简称，而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大民主的。l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又认为大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可以借用来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就这样，大民主就从最初西方的民主制度变为中国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它的实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阶级的大民主变成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后来，毛泽东又把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称为大民主。毛泽东在1957年底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在毛泽东眼里，群众斗争或者群众闹事并不可怕。相比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共产党人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形成所谓的官僚贵族阶层。所以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又赋予大民主更多的含义，那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抱怨书上所列举的劳动者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管理权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他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群众如何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在这里没有展开。不过，在196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则提到，要管理上层建筑，人民必须建立常设的属于自己的群众性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是民主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而对于企业的管理，毛泽东则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模式：“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在毛泽东那里，大民主的完整含义，其实是群众运动与管理国家的结合，是非常规的大众参与和常规化的群众管理的结合。实际上，毛泽东是希望用大鸣大放等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形式，防止党的干部变色变修和蜕化成官僚贵族阶层；而用日常性的参与管理，来实现和保障群众的基本权利。前者是一种被动防范的措施，后者是一种主动参与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监督问题，后者是负责问题。这实际上回应了当年他与黄炎培之间的“窑洞对话”的说法：“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群众运动仍然是大民主的主要层面。并且，随着l962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日益严重，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从局部性的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手段，变成全局性的打倒“走资派”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武器。

　　第二，“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应该承认，毛泽东想超越斯大林那样搞秘密警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他对西方那套民主也不喜欢，认为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统治。探索一条“民主新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于是想到了革命经验。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曾经产生出巨大的能量，群众路线也成为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毛泽东相信，既然团结群众就能够战胜凶恶的敌人，那么群众运动也一定能够战胜官僚主义，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当毛泽东感觉到现存的官僚机构屡屡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时，就决心发动群众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另起炉灶。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就是这种决心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被认为是发动“文革”的前奏，再度上山的基本主题是重提井冈山精神。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毛泽东认为井冈山精神除了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等做法之外，士兵委员会也是重要表现。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在井岗山上，毛泽东问陪同人员，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他还对陪同人员说，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提起士兵委员会，同时也担忧党国变色变修，把二者联系起来，就可以透析毛泽东当时的心理状态：一则，他对从上到下的当权者，很不满意很不放心；二则，他要站到群众的一边，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当权派”了!

　　这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是否必须借助大众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当时刘少奇为主要代表的一线领导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到非发动群众就难以撼动的“独立王国”的地步?事实不尽如此。

　　一方面，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比如批吴晗，确实无法获得大多数中央一线领导的支持。他只好“另辟蹊径”，打破常规，组织党内另一批原来相对边缘性的人物，来系统地组织起夺权的斗争。当然，毛泽东可能也感觉到，光靠这批人，可能还不足以达到他的目标。于是，在“文革”初期，他在继续绕开中央一线领导、倚重边缘性人物的同时，策动基层夺权，向一线的中央领导施加压力。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反复，就是毛泽东借用大民主的形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的例子。

　　另一方面，“大跃进”之后，政策过程的制度化以及官僚制形态的复苏，被毛泽东视为眼中钉。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一线领导人逐步从“大跃进”的随意的群众运动中脱身而出，逐步建立、恢复并巩固了政策进程的制度化机制。首先是政治权威的重新集中。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跃进的战线上收缩。l961年底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阶段。为了适应调整的需要，中央一线加大了集中的进程。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其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在调整过程中，以前制定的过高的发展指标和速度，生产关系上的一些过“左”的做法，管理体制上一些过大的放权，都在调整中得到部分修正。期间，毛泽东从“大跃进”的一线指挥官，又变为二线的调控者。毛泽东的沉潜，有利于一线领导人用更为规范化的态度实施调整。

　　其次是全国性的决策机构更加专业化，中央的工作分工更加明确。经济事务方面，陈云复出并领导5人财经领导小组，全面指导调整工作；李富春和薄一波领导计划工作；谭震林、廖鲁言主管农业；薄一波和余秋里主管工业；李先念和姚依林分管财政和贸易，等等。此外，在文教、党务、公安等方面，都形成了专责管理的机构与人事制度。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的协调工作。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体系，接近于现代科层制的要求，他们各自在正常的政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技术型的官员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现在，既然毛泽东认为整个政权组织总体上犯了方向性错误，掌握管理大权的党政机构已经是官僚主义了，那么，单凭打倒几个中央的代表人物，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而严密的各级机构，比起在中央扳倒几个高级同僚更难“对付”。现在，可以借重的可靠力量，便是对自己无限崇拜的群众。

　　的确，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些持“阴谋论”的人所说的那么简单是单纯要推翻刘少奇夺回领导权。他的更深忧虑也许不在刘少奇等“走资派”身上，而是担忧当时的各级领导人中有许多“变色变修”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打倒刘少奇，肯定不足以解决问题。1967年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很透彻。他说，为什么说从l962年到l966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至此可以说，大民主虽然是毛泽东借以推翻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的手段，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主要的，它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实践。它的实质是，毛泽东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打压推翻被他错误地认为已经异化成为官僚主义者的各级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