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做出的创新和重大发展。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候，全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从中得出有益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群众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提出与形成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928至1929年间。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P314)。同年10月，李立三根据六大路线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首先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2](P565)此后，周恩来于1929年9月28日主持所写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3](P35)为此提出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3](P36)并且强调，“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3](P36－37)，“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3](P39)。这封信所阐述的党、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明确提出的“群众路线”概念，实际上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说明了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即党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2](P565)
群众路线的概念虽然是在1928至1929年间才提出的，但是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思想萌芽。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4](P90)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在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毛泽东批评了党的个别领导者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做官当老爷的作风。进入30年代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群众路线问题。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只有……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5](P274)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提出一定要“从组织上动员群众。”[6](P124)1934年1月，党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6](P138)这些论述都强调，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样的话，群众就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任何困难就都会被我们克服，任何敌人最终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7](P897)的方法，是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的，必须用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899)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深刻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哲学思想基础，表明党的群众路线在此时已经形成。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7](P1094－1095)这说明，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呢？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树立为了人民，立足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服务于人民的观点；二是工作方法上，不能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是在行动上，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实现群众的利益。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专门讲解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8](P342)它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8](P343)党的阶级路线、思想路线。刘少奇还进一步从毛泽东倡导的党的群众路线中提炼出四个群众观点：一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二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三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8](P354)这四个群众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上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述，表明党的群众路线此时已经臻于成熟。
二、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的群众路线也由革命时期进入执政时期。最早注意到这一根本变化的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9](P214)邓小平分析了在执政时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面临着两种严重情况，一是官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9](P214)二是宗派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9](P214)紧接着，邓小平论述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五条具体措施，“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9](P223)
党的八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向工业化进军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探讨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10](P134)毛泽东认为，要把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在企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思想。恰在当时，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经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送交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阅后认为，鞍山钢铁公司实行的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企业管理思想，于是挥笔在中央转发这份报告上作了近700字的批示，指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的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有鉴于此，毛泽东强调今后工业建设和工厂管理应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毛泽东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①的伟大称号。
与此同时，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10](P166－167)而历城县解决“五多五少”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干部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包干做好；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10](P168)在这些措施中，历城县关于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经验和做法，特别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毛泽东很有同感，而且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专门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11]
毛泽东在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进行不断总结提炼的基础上，理论上的思考也更为深刻。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2](P816)我们知道，在1943年时毛泽东就认为，群众路线实际上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坚持的不间断的过程，但当时还没有把它同民主集中制联系起来。到了此时，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具体体现，由此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和制度，正是在党的组织工作和组织生活中应用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和群众路线的过程高度一致，它们之间的契合显得多么完美。
由上可知，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经验总结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三同”的重要实践形式，以及他在理论上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的重要观点，都使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一方面在继续有所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成为群众斗群众、特别是群众斗领导的工具。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则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整人”、“打人”的手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普遍受到“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打的是直接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旗号，实际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极为严重的挫折。
三、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进展和提升
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其《公报》里明确地对如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提出了三个重要论断。一是要给予群众路线充分的恢复和发扬。《公报》肯定三中全会“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13](P2)，今后还要继续发扬。二是强调新时期发展群众路线的重点就在于发展民主。《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3](P10－11)三是发展群众路线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公报》指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13](P14)
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1981年6月，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群众路线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P832)《决议》在总结几十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4](P834)这概括起来，群众路线就是，“两个一切，并要有一个‘来’和一个‘去’；两个结合，并要有一个‘集中’和一个‘坚持’”。《决议》还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意义，“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4](P834－835)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5](P932)提出了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要树立六个群众观点，即“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15](P937)2010年后，中央又提出和增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是对刘少奇自七大提出的群众观点的新发展。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和拓展。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强调党要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要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16]第二，在干部工作中要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16]第三，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必须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17]第四，贯彻群众路线，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8]第五，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19]
四、群众路线的若干基本认识
以上，本文对九十多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认真的、全面的回顾。那么，从中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基本认识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究竟为了谁？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为了人民群众。也即为民。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为了达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伟大事业，共产党只有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做到。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才会表述为“两个一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就是为了人民，并且明确了共产党的力量也正在于人民群众那里。为民，说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全是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因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为人民服务，既构成共产党的出发点，也构成共产党的归宿。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怎样才能做到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为了要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要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就必须说实话、议实情、干实事，也即一定要务实。人民群众对政党、政府最讨厌、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尽说空话、大话，光说不做，只有口惠、而无实惠，久而久之，这样的政党、政府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因此，真正落实群众路线，就要关心群众的一切，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务实，要求党一定能够及时地提出各种具体的措施、方案、方针、政策，否则，群众凭什么相信党在为他们办事，党自身也无从落实为群众办事。务实，既要操务群众的大事，也要操务群众的小事。对于抓好群众的小事，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群众日常生活的问题，小到他们柴米油盐的问题、木桥太小会不会跌倒行人的问题，都是共产党人要着力解决的实事。只有操务并坐实这些小事，人民群众才会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事情确切地感知到党在关心他们，由此信任党，拥护党，跟着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为了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应该说是为了解决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清廉的问题，一个是民主的问题。
首先，共产党的干部面临着是否清廉的问题。干群关系，或者说官民关系，是共产党内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内普遍存在的关系，无法刻意绕开的关系。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和历朝历代的封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一样，手中也有权力，也掌握着进行各种公共资源分配的权力，也会发生滥用公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既有干群关系、官民关系存在，因而，历史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官员贪污受贿、权力腐败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无论是在共产党革命时期，还是共产党执政时期，贪污受贿、权力腐败都是存在着的，从1932年到1952年间，毛泽东就曾经亲自下令，处决了像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这样的贪官。但是，杀人是无奈的事情，并且光是靠杀贪官也还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才能有效地监督干部、制约干部，防止腐败的发生。因此，群众路线是促使干部保持清廉的根本保障。事实说明，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掌握的权力有限，且处在残酷的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区域性的政权也不太稳固，因此贪污腐败的情况尚不多见。可是，到了共产党执政时期，由于长期处在和平时期，又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部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和机会就更多些了。正因为这样，和战争时代有所不同，当前的反腐倡廉已经成为党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反腐败，那么，为了坚决反腐败，达到清廉，党只有借重群众路线，运用群众路线。防止腐败，保证清廉，已经构成了新时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工作。
其次，共产党的干部面临着是否民主的问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等等封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通病，也会在共产党的干部身上发生。正因为这样，党在一开始提出群众路线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时候，其针对性、指向性就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反对和扫除这些有害的风气和做法。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上说，上述风气和做法究其实质，就是专断、专制的问题，是与民主相对立，与民主格格不入的。这一点，毛泽东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他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群众路线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前者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后者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问题。无论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发展民主、落实民主，正如邓小平说的，“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20](P98)。因此，我们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就是要反对专断、专制，充分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使这“四个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常态化。如果离开了民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弊端就难以根除。由此可见，真正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否实行民主构成其核心和关键。
上述四点基本认识，归纳起来说，群众路线的实质就在于为民、务实、清廉和民主。掌握和运用群众路线，一定要抓住这四大实质。这四大实质说明，群众路线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领导力、执行力和公信力之所在。
注释：
①《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是突出“政治挂帅”和“两参一改三结合”。有评论指出，“政治挂帅”是不正确的，已经过时。但“两参一改三结合”则是合理的，并没有过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曾指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日本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的挑战。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即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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