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内民主发展的起落

　　反右派扩大化不仅让毛泽东通过社会精英来监督共产党的希望落空，更严重的后果是使毛泽东主观上对资产阶级提高了警惕。对党国变色变修的防范，使他一再地升高阶级斗争的调门，造成此后近20年中国社会陷入“不断革命”的历史泥沼之中。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中，党内民主发展的起落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八大前后探索党内民主。l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前后，中共高层对斯大林的错误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得出的主要教训就是要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自己就说了，“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于如何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强调了三点：一是一切的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容许争论；二是领导者必须听取反对意见；三是对于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扩大党内民主作了较多的论述，中心意思是“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并提出要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另外，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一再坚持，八大修正的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而且，鉴于“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中央开始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八大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条文。这是针对毛泽东多次提出适当的时候自己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以及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意见而制定的。毛泽东还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值得注意的是，从l953年开始毛泽东就有意退居二线，时间点恰恰是斯大林过世之后。1956年八大在政治体制上所做的改革，正是在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毛泽东随之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动了念头，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特别是领袖的交接班制度进行改革，以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对于当时提出一线二线的主张，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5日回忆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

　　可以说，在1956年八大前后，毛泽东确实是着眼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革命事业顺利交接，提出一线二线的设想。“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对辞去党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这种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有紧密的关联。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互动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毛泽东威望日隆，存在与苏共领袖争夺领导权的情势。1956年下半年先后爆发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轻率地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件突发大事时，处于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原则和具体意见，都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亲临现场，指点江山，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总导演。”由此，中国与苏联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格局的这种变动，其意义在于让毛泽东燃起了一个更大的雄心，那就是引领这个运动向前进。特别是，中苏公开分裂并发生论战之后，毛泽东更加自觉也更加自信，自己要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率领全世界的无产者，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很显然，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相比，中国当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要逊色许多。于是，毛泽东以他超凡的领袖魅力，急躁冒进地推行被认为可以引领共产主义运动之潮流的“三面红旗”。但是，罔顾历史条件，以唯意志论为特征的“三面红旗”，不仅大大超越了中国普通大众的实践能力，而且大大超越了中共高层领导的理解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按照正常的民主程序，通过说服多数人支持自己的方针。于是，l956年底反对个人崇拜的话言犹在耳，毛泽东却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抛出所谓的“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论调：“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在搞个人崇拜的同时，毛泽东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对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了批判。首先，为了搞“大跃进”，竖起“三面红旗”，以周恩来为首的一线经济领导人，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被指“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接着，见证了“大跃进”恶果的彭德怀，秉笔直书，批评“大跃进”的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结果，不仅自己被打成反党集团，而且给中国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右倾运动风潮；接下来，刘少奇在领导收拾“大跃进”留下的种种问题时，尽管小心翼翼地不敢公然碰“三面红旗”，但最终却因为摸不清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的真实意图而左支右绌，特别是无法苟同把斗争的对象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当作最大的“走资派”遭到批判。至此，党内民主制度遭到了重大的破坏。

　　第三，中央一线二线的分歧。毛泽东由于早前说过要自居二线，所以，中央日常的工作主要都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处理。虽然，一线二线没有制度化，而且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多是在毛泽东提议或者指引下展开的，但在客观上，他的思想在实践中的成效，很多时候是由不得他的。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一线二线的讲话中提到：“十一中全会以前(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13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当然，“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是个笼统的说法。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真正凸显，是在“大跃进”之后，“四清运动”是个触发点，而文革初期一线领导人执行中的“偏差”最终让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民主。

　　应该说，在“四清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体上还是配合默契的。但是，在他们的“默契”背后，也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潜在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则把基层干部贪污腐化的根子牵扯到中央高层，时刻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另外，对于刘少奇在运动中主要依靠工作队搞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打击一大片的做法，毛泽东起初是表示同意的，但后来发现此种做法过“左”要求纠正时，刘少奇没有理会，在主持修订《后十条》时，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种种分歧积累起来，终于在1964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爆发出来。两个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刘少奇认为主要是“四清”与“四不清’’问题，这是主要的，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任务是整干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l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之后，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有一段时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又一场反右运动。而毛泽东呢，跟往常一样，在做出一项重大部署之后就离开了北京。对于如何推进运动的进展，没有具体指示，一线领导人只有按照自己对毛泽东意图的理解来执行。刘少奇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比如，为了稳定高校的局势，派工作组进高校；比如，按照反右时的手法，对资产阶级权威进行无情打击。但是，这些做法跟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来“揪出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他只好自己出马，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燃了大民主的导火线。

　　联系到“四清运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之间比较尴尬的互动模式：毛泽东提出动议，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负责执行，但至于运动如何开展，往往需要探索；一旦毛泽东发现了运动的偏差想纠正，那么否定的就是一线领导的工作和威信。这或许就是运动式治国方略的痼疾吧。刘少奇为主的一线领导人，常常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和运动的指示，直接演绎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方法，这就是依靠政权的力量，有领导有控制地开展，以免运动陷入无序状态。而毛泽东更崇尚的方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其主要方式，就是实行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搞辩论会，放手让群众自己通过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管是决策——执行之间的落差，还是工作方式的差异，都反映了一线二线制度安排的重大缺陷。毛泽东是个思想家，也是个政治家，理念需要付诸实践。但一线二线的制度安排，未必是理念付诸实践的有效途径。这种制度安排，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事情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事情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处理不好，就会埋下党内冲突的种子。历史的进程验证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事业发展遭遇挫折时，这种制度安排就面临更大的考验。对于任何公共事业来说，挫折往往是试金石。当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领导的“大跃进”试验付出惨痛代价之际，以往“团结一致”的合作局面，就要经受考验。1962年初以后的政策调整，实际上纠正了“三面红旗”中的部分过“左，’做法，因此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动摇，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修正主义，令他无法容忍。这才是分歧的根源所在。

　　应该看到，在60年代中期日益明显的这种分歧之中，毛泽东感到自己建设纯正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党内高层，特别是一线的主要领导人中间，得到附和的比较少；同时他觉得自己为国家不变色变修所做的努力，无法收到实效。这种心态折射出毛泽东自己的历史定位：他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和人民，自认为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化身。1965年毛泽东的两段谈话，颇能反映出这种潜意识。1965年10月，毛泽东同王任重的一段插话说：“我快要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当年的护士吴旭君也回忆毛泽东当年对她讲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无疑具有神圣性，对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亵渎，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如果不加反击，就意味着国家的变色变修。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