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35年来，与经贸合作一样，科技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这一协定签署的研究只述及部分基本事实，缺乏基于两国尤其是美方档案资料的决策分析。（参见驻美使馆科技处公使参赞靳晓明的《邓小平与中美科技合作：纪念小平诞辰100周年》（《科技日报》2004年8月20日）；顾宁的《1972~1999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顾与思考》（《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李妍的《1976~197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王波的《1978年中国主动推开留学之门始末》（《晚霞》2012年第2、4期）；侯儒成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国科学院院刊》1987年第4期）；李长久、施鲁佳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59页；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本文依据中方资料以及新近公布的卡特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档案资料，通过梳理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的复杂决策过程，着重分析邓小平以科技合作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实现现代化需要先进科学技术
自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后，［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现代化被再次提出已是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2］
在邓小平看来，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坚持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更不能排斥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而是要放眼全球，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75年4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外国先进技术。”［2］（p.31）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再次指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他称“这是一个大政策”。［3］然而，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大政策”未能得以落实。
粉碎“四人帮”后，实现现代化被再次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上来。［4］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2］（p.160）向发达国家学习，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再次成为他关注的重心。同年5月12日，他在同中科院两位领导谈话时指出：“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2］（p.158）
1977年7月恢复职务后，面对“文革”给科技领域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心情更加急迫。仅七八月间，他就多次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为了缩小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2］（pp.172，164）9月，在同来访的日本客人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2］（p.200）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pp.86，87，91）此后，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就成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开展科技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5］
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与教育实力首屈一指的国家，无疑是邓小平最希望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国家。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国人民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但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政治关系踟蹰不前，民间交流虽有所进行，却始终未能充分展开。［6］
新任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初就职后，便密切关注中国经济领域的新动向。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办公室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其中特别指出：现代化已经重新成为中国领导人经济建设的目标。［7］2月8日，卡特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镇时，提议发展两国文化和贸易关系，开展领导人互访。［7］（Document 5，pp.19~26）不过，由于美苏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紧张局势、苏联在非洲扩张、巴拿马运河案等棘手问题亟待解决，并且以美苏关系为重的国务卿万斯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迟迟未作出建设性的举措。由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技术出口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因此逡巡不前的中美政治关系也成为中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1977年7月恢复职务至1979年1月代表中方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多次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生物学家牛满江，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数理逻辑学家王浩，金属和材料学专家周以苍，病毒学家李振翩，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等。他恳请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充分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竭力帮助中国引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4、191、207、218~220、223、235~236、324、347、358~359、364~365页的内容）但是，这些个人性质的帮助和数量有限的人员交流，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仍是杯水车薪。大规模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还依赖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二、引进先进科技蕴涵政治策略
除通过华裔科学家的个人关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之外，扩大引进外资和设备等重要举措也被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计委在1977年11月提交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1985年以前，新建和续建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10多个大化肥厂在内的120个大型项目，基本建设投资将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8］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纲要》内容纳入其中。［9］这份报告引起了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高度关注。他坦言：“（这个报告的）协调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令我吃惊。概列的这些项目描绘出一个科学的和现代化的中国。”［7］（Document 87，p.311）
中国政府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举措，也引起了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的重视。1978年1月23日，他向总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应主动与中国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他在备忘录中这样解释道：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都强调建立坚实的科技基础，包括引进国外技术。
——中央情报局报告：中国人购买国外技术的新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在第一年中就可能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寻求购买计算机、电信设备、电子仪器、石油与矿产勘查和挖掘设备以及农业技术。邓小平宣布中国有意建造一个规模位居世界最大之列的质子加速器。中国科学家正在被派到西欧实验室接受培训，并且北京暗示将会把国外培训项目同购买（技术和设备）相挂钩。
——北京已经热情地接受了美国政府向（中国）能源代表团发出的邀请，（这个代表团）目前就在这里，我明白是您提出的建议。（指以孙敬文为团长、李人俊为顾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代表团一行19人，应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邀请，于1978年1月访问了美国。
——西欧国家和日本已经在积极地寻求同中国建立贸易、培训和交流关系，这可能抢占了我们已经落后的行动的先机。（斜体为档案原文所划，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在翻译时为使句意完整而加）
普雷斯还指出，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对美国有重要利益：首先，可以扩大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有；其次，在两国具有影响力的年轻一代科技人员之间建立长期联系；再次，加强中国的农业、工业实力及出口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它成为一个粮食自足的国家甚至出口国，经济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他建议，由他和布热津斯基协同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在能源资源、空间应用、高能物理（加速器）、地震预测、农业、自然资源探测和开发等领域，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贸易、培训及科技交流。卡特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7］（Document 75，pp.284~285）
在这份备忘录中，普雷斯敏锐地指出：中美科技合作蕴藏着巨大的贸易潜力；在这方面，美国已落于西欧、日本之后。就在普雷斯递交这份备忘录后不久，2月，中日签订了从1978年开始为期8年、总额达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4月，欧洲共同体也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宣布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9月，日本政府建议，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再延长5年，贸易额扩大至600亿美元。［8］（p.1043）普雷斯的分析还揭示出卡特政府发展与中国科技合作的两个深层战略需求：其一，通过发展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来抢占中国巨大的市场；其二，通过长期的交往，打造一个经济繁荣、粮食自足、政治亲美的中国，成为对苏联的有力抗衡。
如果说在卡特就职之初，美国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等问题上踟蹰不前，那么至1978年初，卡特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已经找到了突破的方向——开展中美科技合作。他们确定，中国政府已经迈开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步伐，这对美国而言既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又是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战略机遇。
不过，除了经济上的考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政治谋略——优先发展同建交国家的科技合作与经贸往来，以此助推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既然卡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关注远远大于政治关系，对阻碍中美建交的台湾问题“三原则”（“三原则”即美台断交、美国从台湾撤出驻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避而不谈，那么不妨优先同建交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吊着美国人的胃口。
很快，卡特政府的几位内阁要员让总统明白了这条重要的原则：中方以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作为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自1971年取消进口中国货物的限制后，美国对华贸易额在1976年首次出现逆差，卡特对此深感忧虑。1977年3月初，他要求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分析原因并提出改善的建议。［7］（Document 15，p.48）几天之后，美国商务部部长克里普斯和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先后作出答复。在分析了具体的经贸情况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美“缺少正式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他们解释说：“在与我们双边政治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似乎中国人不愿意突然增加进口。事实上，因为我们与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中国人在从西方购买货物时，似乎更倾向于其他可能的来源。”至于改善对华贸易的方法，他们指出：“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尽管这本身并不能确保贸易额增加，但几乎肯定会较大幅度增加对美国技术和设备的购买。”［7］（Document 17，pp.51~54）
对于两位内阁要员的分析，布热津斯基十分认同。6月14日，他向总统明确指出，中美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科技、战略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外交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推动贸易和技术的交流，并使目前并不太可能的某种程度的战略性合作变得可能。”［7］（Document 31，p.93）进入1978年，由于苏联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扩张、美苏关系缓和“搁浅”，卡特在外交政策上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他“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经过反复斟酌，1978年3月16日，卡特做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决定：同意布热津斯基访华，商讨建交事宜。［7］（Document 86，p.309）4月1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11］
布热津斯基在访华前夕与普雷斯一道特邀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进行会谈。普雷斯提议：由他亲率一支有美国科学家、政府高层官员组成的高规格代表团，在1978年夏天访华。韩旭在应允尽快向北京汇报美方建议的同时，有礼有节地表示：“正如《上海公报》中声明的，中方对科技交流一直抱以积极的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也必须恪守《上海公报》。”［7］（Document 105，pp.378~380）简单一语，微妙地重申了中美发展科技与贸易关系的政治前提。
受到中国先后与日本、西欧签订高额贸易协定的刺激，加快与中国发展科技合作与贸易关系，促成由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顺利访华，成为布热津斯基访华行程的一项重要使命。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在北京期间，邓小平向他阐明了中方对于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的立场：“对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在经济、科技、商业交往方面，同样条件，我们要优先考虑同我们建交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同样限制向未建交国家给予优惠待遇。邓小平历数美国限制本国商人和企业，甚至阻止日本、欧洲等国向中国出口千万次电子计算机、红外扫描设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事实，强调：“总之，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受限制，你们也常受限制。”［2］（p.314）不过，与1977年万斯访华不同，布热津斯基在同邓小平会谈之前，已经首先向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转达了卡特总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1978年5月21日上午，布热津斯基在同黄华的会谈中表示：“我可以向您保证，美国已经下决心，我们准备好在中方提出的三个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遗留难题的可行方法。”参见Document 109，FRUS，1977~1980，Volume XIII，p.424。）会谈结束后，尽管还没有获得中方关于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的正式回应，但美方仍报以乐观的期望。［7］（Document 112，p.467）
三、科技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回国后不久，万斯邀请黄华在纽约会晤，再次转达了卡特总统对扩大中美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愿望：“他尤其相信，文化和经济领域扩大、深化的关系，有助于推动正常化的进程。”［7］（Document 117，pp.479，481）令美方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1978年6月19日，韩叙告知布热津斯基：中国政府欢迎美国内阁级别代表团访华。［7］（Document 122，p.500）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78年7月，普雷斯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14名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政府所属科学基金会、宇航、农业、卫生、地质、能源、商务等部门和国务院的科学家及高级官员。这是“美国向外国派出的最高规格的科技代表团”，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很强的信号”。［12］7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晚宴祝酒时表示：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随后两天，美方代表分头与中方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为两国政府间开展全面的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13］
7月10日上午，就在美国科技代表团即将离京回国前，邓小平会见了普雷斯一行。在会见时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习。”对于美方提出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建议，邓小平表示非常赞成：“你们提出近期内接受五百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我们还要请更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请你们帮助改造一些企业。”此外，他还希望美方能够在对华投资和技术出口上更加积极：“我更关心的是你们的技术出口问题，希望你们放宽一点……我们要吸收你们的资金、技术和引进装备，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来偿还。就美国来说，这方面大有可为。”［2］（pp.339~340）
普雷斯的中国之行取得了成功，它不但打开了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的大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进程。布热津斯基回忆说：“返回华盛顿后，普雷斯把扩大美中科技关系的工作抓了起来，这就使我在政府内部增加了一个重要盟友。”［14］
在普雷斯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中美科技合作进入实质性商谈阶段。最引人瞩目的两个重要事件便是1978年10月底、11月初，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率领的美国能源代表团以及美国农业部部长罗伯特·伯格兰率领的美国农业代表团先后访华。施莱辛格和伯格兰在访华期间以口头谅解的形式，与中方达成第一批科技合作协定：在能源领域，开展高能物理、煤炭、水力发电、再生资源、石油与天然气等方面的科技合作；在农业领域，开展科教性的人员互访以及与农业统计和预测方法相关的交流访问，促进农业综合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与中国开展联络等。［7］（Document 156，157，pp.600~605）
对美国而言，同中国的科技合作蕴藏着巨大的贸易机会。在高能物理领域，中方将从美国购买价值2亿多美元的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在开展农业科技合作的同时，中国将成为美国农产品的稳定输入国；［7］（Document 156，157，pp.600~605）在空间领域，如果“提高向中国出售的通信卫星的等级；并且以提供和发射卫星为优惠条件，换得中方同意从美国而非西欧或日本购买地面接收站”，那么，美国航空工业将获得一份价值5亿美元的大订单，在美方看来，“这对美国工业而言极其重要”。［7］（Document 164，165，pp.626~629）
1978年12月17日，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施莱辛格和伯格兰的中国之行予以高度评价，并积极而肯定地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商业、文化，特别是科技领域内，两国的关系将有进一步的巨大发展”。［15］
在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得以最终确定。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卡特总统共同签署了两国间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期5年，它规定中美将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机械等科技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它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建立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此外，方毅副总理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开展合作的换文。方毅副总理与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Document 210，Editorial Note，FRUS，1977~1980，Volume XIII，p.789；《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具体内容参见Jimmy Carter：“Visit of Vice Premier Dens of China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nuary 31，1979.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1479。）
中美开展科技合作符合两国利益，更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基本共识。在签字仪式上，卡特发表讲话指出：“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的、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相信，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16］
迄今，中美两国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共签署了近50个议定书，领域涉及能源、环境、农业、基础科学、科技信息和政策、地学、自然资源、交通、水文和水资源、医药卫生、计量和标准、民用核技术与核安全、统计、自然保护、林业、高能物理、聚变、材料科学和工程计量科学、生物医学、地震、海洋、大气、测绘等。中美科技合作已成为中国与外国政府间在科技领域最大的合作机制。［17］
四、结 语
中美科技合作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中国通过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新篇章。中国外贸与外交领域的改革开放亲历者回忆道：“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科技领域开始的。”［18］“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早尝试。”［19］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美科技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与此同时，中美科技合作成为两国双边关系中互惠、互利的黏合剂，推动了中美政治关系的建立、贸易的发展以及人员的交流。时至今日，科技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中美开展科技合作的最初决策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受到两国未建交及美国实行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两国开展科技合作阻碍重重。卡特就职初期，在中美政治关系问题上举步不前，却希望在对华贸易上有所发展。面对困局，邓小平采取了高超的策略：坚持优先与建交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在科技产品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下，卡特接受了科技顾问普雷斯的建议，通过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促进两国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他们相信，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
自1979年1月31日两国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到现在，经过35年的发展，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并存，某些领域的竞争甚至引发猜忌和提防。事实上，这种猜忌和提防自两国开展科技合作之初就已经存在。在最初向卡特总统提出开展中美科技合作建议时，普雷斯就特别指出对华出口高精尖领域的敏感科技要十分谨慎，将民用科技同与国防相关的科技严格区分开来。［7］（Document 144，pp.572~574）1980年4月，卡特总统虽然宣布中国为“非敌对国”，原则上可以获得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限制重重。1982年10月13日，邓小平评价美国对华科技出口中的限制政策时指出：“我们同美国关系中……重要的疙瘩之一就是美国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十年来，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没有给我们一件像样的比较好的东西。”［2］（p.858）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多次调整和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与标准。然而自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实行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军力的提高，在个别尖端科技领域，甚至出现中美竞争的态势，愈发引起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出台了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新政策。美国据此对原《出口管理条例》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强了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20］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为提振美国国内经济，奥巴马政府启动了出口管制领域的改革，并从2010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法规，还在2011年6月16日公布了《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却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5年来中美科技合作的历史表明，当合作的互利性与广泛性大于少数尖端领域的竞争时，科技合作不仅给双方带来可观的贸易利润，并且大大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而科技合作的顺利开展，依赖于两国战略目标的契合，依赖于两国互信、互利政治关系的构建。
在美国严格控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技术转让的情况下，中国能在短短35年间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成为在某些领域可与美国匹敌的竞争者，的确出乎卡特及其顾问们的意料。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原则，是中国能够成功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 参 引 文 献 ］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4］《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
［5］《宋振明部长举行宴会 欢迎施莱辛格和他率领的美国能源代表团》，《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5日；《杨立功部长欢宴美国农业部长伯格兰》，《人民日报》1978年11月6日。
［6］顾宁：《1972~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顾与思考》，《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7］Document 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7~1980，Volume XI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pp.17~18.
［8］《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页。
［9］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1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9~41页。
［11］Jimmy Carter：“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April 11，1978.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0653.
［12］〔美〕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等译：《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 美国科技代表团离京回国》，《人民日报》1978年7月11日。
［13］王波：《1978年中国主动推开留学之门始末》，《晚霞》2012年第2期。
［14］〔美〕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等译：《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第250页。
［15］《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美两国关系将有巨大发展》，《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8日。
［16］《邓副总理和卡特总统 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并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2月2日。
［17］《新中国档案：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10/13/content_12221683.htm，2013年11月11日。
［18］靳晓明：《邓小平与中美科技合作：纪念小平诞辰100周年》，《科技日报》2004年8月20日。
［19］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20］石颖：《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述评》，《新时代国防》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