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庆祝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我们纪念祖国向和平统一目标迈出重大一步的时候，当今天的香港人民享受自己当家作主的荣光和繁荣稳定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邓小平。

　　在香港回归的整个过程中，作为这一历史盛事进程的推动者和主导者，邓小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政治家特有的品质和情怀，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这一切。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发自邓小平内心的质朴无华的名言，凝聚着他老人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也是他和他的那代人出生入死革命一生的力量源泉。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不能容忍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中国领土香港继续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中国政府必须在新界租借期满时收回整个香港，他认为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领导人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

　　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科学家时谈到：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告诉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1984年，他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强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他对祖国固有领土香港的深情和收复香港的渴望。他曾说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他还对他的女儿说过，如果香港回归时他走不动，就用轮椅把他推到香港，能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也好。

　　遗憾的是，他在香港回归前的五个月不幸逝世。但在回归仪式上，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光临，表达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他老人家不朽功勋的感激和告慰。

　　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开明、务实和开创精神，集中反映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

　　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但如何收回，收回后如何管理，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大智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将复杂的难题迎刃而解。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最佳方案，决非偶然。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开创精神和变革精神。他思想解放，勇于打破陈规、颠覆既有模式、超越思维定势，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过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和主权纷争，都是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另一方屈服妥协或做出更多利益牺牲来解决，贻害无穷。邓小平决心抛弃这种方式，而开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和平之路。

　　开辟和平之路，还必须有另一重思想突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过去思路，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那样，在香港人民没有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情况下，硬把大陆的制度强加给他们，必然会在香港引起动荡和惶恐。难道一个国家只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制度吗？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大陆十几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体，它的某些地区如港澳台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总体上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国两制”构想就是他务实精神的典型表现。他确信由于政策对头，兼顾了大陆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照顾了英方的面子和利益，也照顾了世界各国在港的利益，“一国两制”一定能为各方接受和取得成功。这一点已为回归十年的事实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保留资本主义香港这扇的窗口，对正在改革开放的内地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利，对促进两地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点，也为十年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具有国际意义。这一点也为世界所公认。

　　面对强劲对手，邓小平表现了所向披靡的气概和压倒一切的自信，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真正做到了寸步不让、决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