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

　　长女邓林出生在1941年9月。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军情紧迫，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孩子率兵打仗，就在邓林出生后的第七天，把她送到了老乡家。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二女儿邓楠相继出生。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卓琳就带着孩子们把家安在哪里。解放后不久，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在重庆出生。

　  为儿女们的事写信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至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